拒绝资本主义的民粹社会中，封建制度作为唯一的合理性；

目录： 实体（均衡）政治学

时间： 2015-04-11 00: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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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越高的官员，保守倾向越强烈，越容易被民粹视为“专制，反动派，司令部”；

拒绝私有财产权利的民粹社会中，封建制度成为唯一的合理性；

不是世袭的私有财产权利，就是世袭的贵族等级特权，舍二者外，再无第三办法可压制民粹；

官员的民粹仕途，左右都可能沦为替罪羊，风险与职位高低正相关；

公有制领导阶级，阶级权力斗争，争夺最高龙椅，是控制政治风险的个人利益最优化本能；

在了解公有体制下官僚的处境后，可以设身处地，体会这些官僚“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由民粹政治的公式表达[政治效益＝Kf(民粹偏好2次方)+政治地位]，及保守定律的公式保守定律的公式基本一样：[政治效益＝Kf民粹偏好2)+（政治地位－∫（基层民粹））]，可知职位越高的官员，其保守倾向越强烈；但也意味着，遭受基层民粹的压力越大；公式中只需要把“政治效益”看作一个常量即可。所谓因“既得或既定的政治诳益”而保守的偏好，按文革用词就是“脱离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一个封建地位已经确定，世袭下的等级社会中，官员的地位稳固，或者还能保持其“保守”而免于民粹。因此（即由民粹政治和保守定律）可知，封建等级社会的适用性，就是压制传统公有制不可避免的民粹；换言之，民粹社会中，等级的封建体制，是具备社会学先验的解决方案。不是世袭的私有财产权利，就是世袭的贵族等级特权，舍二者外，再无第三条出路。这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百般抵赖，甚至因此而攻击于社会进化论，而不愿意面对的科学事实。

但是在一个“官民平等”的公有制“民主”社会，如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基层官员只能通过民粹，作为自已人身安全的护航，即宁左勿右。高层官员取决于其上司授予的权力是否绝对。非常可笑的是，当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等进步分子指责什么“地方一把手的‘绝对’权力缺乏（上司）监督”“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时，这些公知同时在鼓动着基层民众的民粹，强迫着该级官员的激进，最后是要挟着更高层统治者实施独裁，——>这些公知的言论，在今天民运派中比比皆是，则中华帝国就算是被民混公知称为“专制独裁”，则元凶到底是帝国官僚，还是这些民粹公知呢？

因此任何级别的帝国官员，总是处于两方面的选·择，和各自的副作用的压力下。如果选择民粹政治讨好牛二群氓，则将构成对上级的威胁、怀疑，因而被剥夺权力，从而陷入沦为替罪羊的民粹通道。如六十四日的帝国赵中堂，就是由此路而落入政治末途，并不见得此中堂就真的“偏好民主”，再看看薄熙来，不也是同样轨迹？反之，如果一个官员过分偏离民粹，则由定性公式：[公务员前途＝政治及世袭地位/理智程度]可知，此君若非革命血统高贵，则如果不是早早离开官场，就是只剩下父辈福荫可达，常称为“二世祖，官二代”之类，若然还能高攀到官场高层，那才称得上是奇怪。

由此也可以得到一个先验性的推理：非经父辈世袭血统而能达官僚高位者，必定有其或是上达天听，简拨而仕（科举是其中特例），就是在基层玩过一些民粹政治的把戏。通常是二者兼而有之，同时也为他自已积累着政治风险。官僚因民粹欠帐而导致政治风险，可从民粹的政治风险公式得寻租风险公式：[政治风险=政治地位×政治野心/(公有制成分×经济环境×世袭地位）＝K公有制环境变量×（民粹欠帐）/世袭地位]。可见此官员的职位越是高，越是“脱离群众”的同时，却缺乏世袭血统的保护，则其被诏狱找点罪状，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性也越大。

偏偏地，民粹政治之所以为民粹，就是“民粹的欠帐”经上访密告之类通道，不会缺乏莫须有的嫌疑。所以官员成为被抛向民粹群众的“大老虎”，风险机率也随职位而上升，并且与经济环境的恶化成正相关。倒不是因为此官真的自以为犯了什么事，而只不过因为此人被当成替罪羊抛给民粹撕咬，如同曹操杀掉分粮官王垕“平息众怒”，此官的民粹欠帐让他成为上司保帅的上佳筹码而已。由此可见，官员因为公有制民粹的压力，职位越高，政治风险越大。因此，从个人消除风险的角度出发，官员除了拼命争取最后的龙椅，从而获得将政治风险推向下属的特权，得以将下属变成替罪羊，就成了当官者奋斗终身的政治理想。但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等传统文化所臆想的“道德不好，人性本恶”，是号错了脉，也就不可能通过道德说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