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事件需要更透明，否则耐人寻味

目录： 社会阶层分析利益博羿

时间： 2015-04-01 21:09:08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vlmo.html

非公寻租的必要性，在中国，日本，南美，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及共同机理；

指责中国“贪污腐败”等同于说“中国已经民主了”；

官本位社会，不采用“疑罪从无”，而采用“疑过从有，双规及《中国式看守所》”；

仇和事件需要更透明，否则耐人寻味；

由前文基于（自利＋成本效益）所得到的概率性的先验定论，——>注意，概率性的定论是统计意义上的先验，但不是对具体案例的断言，——>可以得出“非公寻租代理的必要性，与政治地位负相关，与政治野心正相关，与社会稳定正相关”。则以此标尺衡量于薄熙来与徐明之间的关系，类似可能还有周永康和刘汉的关系，令计划与山西帮的关系，如此类推；则难免令人生疑：象他们这样级别的领导贵族，为什么还要培植自已的非公寻租的代理关系，是否意味着他们有自已的政治野心？

ps:概率性定论，错用到对具体案例的断言，就成了疑罪从有；但是概率性的先验，则构成政策和法制立法的依据；

事实上，越是等级关系固定的社会，如中国和日本，越是顶级的执政就越是不需要寻租的代理；相反，越是等级关系不固定的公有制社会，如东南亚或南美洲或者今天的俄罗斯，其顶级执政就越是临时性，因此就越是需要寻租代理；而不会有人更多地关注其政治野心。这方面的例子如俄罗斯普京的几千亿存款，南美洲和东南亚执政，人均每年“赚两亿美元”的“腐败”。所谓“专制下的腐败 vs 民主下的腐败”，在大同小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文化背景下，区别也就仅此而已。

今天一些海外民运解放分子，将南美形态下的“聚敛”套到中国所谓腐败上，其一是张冠李戴，他们不明所以然；其二是等同于说“中国已经民主了”，不知是褒还是贬？其三，解放分子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恰恰就是造就南美形成的“政治权力转换为金钱”而导致贫富差距的腐败，——>即民运分子的政治主张本身就是腐败，——>而铁证如山地，象法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将此种腐败导致的贫富差距，帽子扣到了资本主义的头上，反而成为妖魔化美国市场经济的理由。

其次，薄熙来等人，在个人财产上是否腐败，是否公开，在中国或日本式的严厉等级体制下，实际上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寻租代理的合作模式下，此类执政者就算消费水平已经腐朽到极点，——>他们的消费将远远超过他们名义财产和收入的数量级，——>他们按照解放分子的标准，如所谓“联合国反腐败组织（其实就是基督教国际组织）”，薄熙来周永康等人却可以称得上是清廉的。就算你明知他们的寻租代理，实际上是他们的黑钱箱，也不能入他们的罪，他们完全可以说“只是用人失察”。

但是中国这类党国社会，对于执政者所在的领导阶级来说，却不是奉行“疑罪从无”。在涉及到是否贪污腐化之类的小问题时，——>贪污腐化真的是小问题，因为不会对党国构成真正的影响，——>还可以奉行类似西方的“疑罪从无”，但一旦涉及到，因为采用了寻租代理黑钱箱，而形成了政治黑金所意味着的“政治野心”的话，就会变成疑罪从有，因为它令同志们胆战心惊！因此薄熙来打黑抢劫了一千多亿，如果他自已贪污掉了，说不定还可以被遮掩，但是若被怀疑用于政治黑金，就完蛋了。

这种游戏规则，在封建时代的政治，被解释为“贪财谋私犯的是人情，皇帝还可以装聋作哑，偶而抓老虎也只是向小民交交差，换取大多数干部被保护过去；如果贪的是权柄，犯的就是天条，非拿掉不可”。相反，象仇和这类缺乏贵族血统保护的中下层官僚，政治野心再大，也无非是升官出名罢了。国企不好使，人所共知，则使用刘卫高这类寻租代理，只要仇和自已不贪财下腰包，是否违纪还真说不准，因为那是党国的家法；但若言犯罪，大概只能疑罪从有，而且真正的政治用意，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