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问责官员制造着“老虎”，劣币驱逐良币的公有体制

目录： 唱唱反调之八卦时评

时间： 2015-03-24 22:07:35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vkvr.html

愚民问责官员制造着“老虎”，劣币驱逐良币的公有体制；

仇和与薄熙来等老虎，共同的“激进的GDP政绩”的政治负债；

仇和走上了“激进政绩求仕途”的路，出事前“金盘洗手”的机会很微；

一个基层政府中执政的官员，如果持政绩低调，就不需要政策上的商务代理，也就可以割裂这些被中国关系学奉为圣典的人情往来，或者这就是所谓的“无欲则刚”。此处指的是基层执政，不是指国企执政，国企执政实际上也是公务员，而不是商业上的企业家，但是他们的衡量标准，因为“企”字被歪曲，而显得有点不一样。但是如此低调的官员，也将难免“不作为”的指控，同样难免“坐视国有资产流失”的指控。在中国体制中，这样的官员将被很快淘汰，广州前市长张广宁可能就是这类。

因此在中国体制中，当愚民结合体制，问责于官员“有作为”时，实际就是强迫着官员，如果要政绩，就一定要主动发出政策，拉动某些方面的GDP；因此也就已经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此机制并非仅仅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机制，而是愚民直到解放分子们一力主张的机制；甚至当解放分子要革政府的命，指责政府腐败时，也不是指政府的总体党化，而是指政府及其官员“不够主动，不够作为，不够拉动，比不上民运革命分子更激进……”，要激进！这才是他们的共识。

如果GDP政策是政绩的体现，那么那些具备“非主流争议”的基层执政者，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无论是仇和还是薄熙来，如果不是放弃“非政治主流的政策”，（那将变成主流的），就只能采取激进拉动的GDP政策，以证明“我无论多么有争议，但是主流是好的”，用同样落马的广州市长万庆良的话来说，“GDP不高，就没有（政治）江湖的地位”，——>笔者同样不相信，万庆良此人，真的是什么贪官，——>而任何积极主动的GDP政策，如果不是用国企，就是用非公的企业。

前文已经解释了，激进的GDP政策本身就是祸国殃民，如果再不关照国企，通过国进民退为自已在特殊利益集团中拉拢点“民粹的人民群众”，此激进政策的基层执政者的政治生涯，已经是高风险的，而且爬得越高，钢丝越难走下去，被进化成大老虎的机率也越高。因此早在仇和采用激进的GDP政策开始，他就已经走上了政治上的不归路。如果中国体制保持惰性，他就一定会因为无法控制的，因不可克服的矛盾而被牺牲，就是因为市场经济法治下，他的激进政策的愚昧性而被清算。

仇和有可能收手吗？回顾一下仇和的仕途，可以发现，仇和早就收手了。仇和高调的只是在宿迁的几年，仇和在昆明的举动，已经与薄熙来在重庆和大连的GDP，与天津和杭州的政策模式，别无二致，已经是很主流的，只是在形象广告上，还让人想起，他曾经叫仇和。但是就象包税人会欠下一大堆债一样，激进的GDP政策之所以祸国殃民，就在于它是试图无中生有的成本转移。激进政策的基层官员，也会在任上留下一大堆烂帐，如薄熙来为重庆留下的万亿债务，这是撂不清的麻烦。

因此就象激进的商业投机者，在他们表面风光掩盖下，往往就是麦道夫式的高杠杆下的亏损，要还清“激进导致”的债务，从而得以“金盘洗手”真是谈何容易！激进的政治执政者，其实就是“激进的政治投机者”，同样地要还清“政治债务”，真是谈何容易？而且，当你还是某种特殊理念的模特，可能还有某种政治广告的利益价值，当你试图“保守，金盘洗手”时，你的政治价值就消失了，你的保护人未必再对你感兴趣，你的政治激进欠下的债务，也到了还本付息的时侯，你的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