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税人悖论：“包税人奴才和主子，谁套牢了谁”

目录： 社会阶层分析利益博羿

时间： 2014-09-22 20:36:00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v3zm.html

双向的包税人悖论：“包税人奴才和主子，谁套牢了谁”？

仅仅有法定货币衡量税收，将大大低估了国民税负痛苦；

国民税负痛苦对应的国家税收，是国家所有货币、产品和服务的收入；

封建制度的本质就是包税权的封建，用中华帝国的包税人，

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性质，也是包税人。今天的税是用法定货币缴纳的，容易给现代人以错觉，以为用钱缴的才是税。于是就有了国企也纳税，国企不偷税，毛帝斯大林国家不收税，毛帝要收公粮不是税，义务劳动不是税，凯恩斯主义不是税，土地财政不是税，国债和地方债务危机不是过度收税，外汇管制不是税，天朝党国和明朝之类的税收比美国低之类的，在实体经济学看来是无厘头的断言（观点）。如果这些奇谈怪论当成真理用，那么相应的逻辑结论将是，国进民退！国家和皇室直接霸占社会资源，是最有力的减税措施！

ps:那位新浪推荐的帝国社科院的唐钧就是如此论调，他说“帝国给公务员加薪，带动再分配，本来是改革的突破口”，——>不就是说“国进民退是最有力的复苏刺激”吗？此人如丧考妣，正是我等抗议习李内阁放纵奴才喉舌“试探最大腐败”的胜利，是我等中华公民的成就吧？

如果将税的定义改为“政府和皇室（在党国就是党）的所有货币和物资收益都是税”，那么实物截留、行政收费、土地财政、计划生育、国企本身的存在……全部是税！累加起来，中华帝国的国民税负，很有可能已经先于中国足球队，早就夺得了世界冠军！凭这条，中华老大帝国，怎么说也算是强势崛起了，让新兴国家们，都尊老尊老吧？同样口径，明朝的税负就比清朝和宋朝都要重得多！更遑论将税收的口径扩展到“国民的负担都是税”，——>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因此也是包税人，——>这是一般的公共经济学中的定义。

按照“法定货币收纳才是税收”的中国口径，中世纪如查理曼大帝，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清廉的大帝之一，整个帝国中央收取的税项只有几十万两白银。但是如果按照劳动服役也是税收的话，查理曼大帝不但收取所有人等十分之一的产出，而且替教会收取另外的十分一，自已扣下一大半作为手续费，（查理曼因此也是教会的包税人），另外还能得到从领主到农奴的无条件的劳役。尽管按照封建惯例，奴仆为上级领导提供的服务时间，年年限于两三个月，但查理曼基本不用给员工出工资鸟。中央所收税项，主要用于皇室进口消费品。

因此中世纪所谓的封建制度，也就是封建主向上级奴隶主包税的制度；只不过包税内容除了货币税负（这是后来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的进步），还包括作为国企上缴的国家任务（实物税）和义务劳动（封建年度服役）。封建主是向上级领导直到国王承担包税的贵族，难道农奴之于封建主，不也是自已土地上的包税人吗？封建主让农奴可以世袭相应的土地，农奴要上缴一定数量的银币和十分一的收成（别有十分一要上缴给教会），另外还要优先为封建主的公田提供义务劳动；只不过是农奴包税的层次，比封建主的责任要低一个档次吧？

ps1:对比一下中世纪农奴的义务和经济形式，将发现农奴制与奴隶制，与美国南方的黑奴制的性质相同；此略；

ps2:世袭的包税人权利，就是长子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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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农奴之于封建主，还是封建主之于国王，或者是殖民地如印度之于宗主国如英国，都双向地出现了包税人悖论现象。对于上级来说，越来越深地被下级包税人的困境套牢；离开了包税人则以后的收入可虞，但继续役用包税人，上级领导无论是保护包税的仆人，还是向包税人追帐，减除成本以后的收益，都是捉襟见肘。反之在包税人看来，上级越来越大地强加的革命任务，是一代接一代也还不起的债务累积；但是如果就此离去，恐怕又会衣食无着！两者之间的妥协，就是下级构成了对上级的原罪，成本向最下层农奴转移。

包税人悖论导致了部分农奴，尝试逃入城市，依靠城市得自国王的自治特许状，免于封建主对原罪的追诉，——>不过这只是传说。以行会为核心的城市，并不会为了逃来的农奴而与封建主反脸，而且自治城市有着排他的户籍制度，诸如“限几天内找到一个师父当徒弟（当无偿劳工），否则递解出城”的市政令，广泛见于中世纪几乎所有城市的历史。包税人悖论也导致了，封建主很欢迎，农奴自已赚钱，能够赎清他自已的原罪和欠帐，买得他自已的自由。对于封建主来说，这是效益最高的办法。这才是“城市自由空气”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