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崇拜官本位，热衷走后门的中国人仇恨的“贪官，大老虎”

目录： 旧制度和大革命

时间： 2015-04-06 22: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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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人的关系学，权权交换走后门，到官本位和贪官大老虎

公有制是一个权权交换的市场，在小民阶层称为“找熟人，泡关系，走后门”。只要是稍有点懂事的中国人，就算未亲身经历，也至少跟着父母拜年之类，干过类似的事儿。在官场之中就是“权权交换”，所谓官官相卫，既是权权交换的内容之一（系统论上称之为“子集”），也只不过是民间“走后门”的高级版。因此官员只要一升官，所谓贺喜的，老友的，十八代以前就是亲戚的，从幼儿园就开始同学的……，即便你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都自动就找上门来了，其实就是来讨债的和开价的。

ps:文学家们可以据此设想一部《范进中举》的续集《范进升官》；

当国人认识到，中华是一个有官本位特色的帝国时，很少有人联想到，所谓官本位，直接就体现在民间“找熟人，拉关系，走后门”上的。不妨说是人民群众用手和脚的投票，自然在生活中对应着权位高低，将官本位确定为中华传统的瑰宝，文学家们称之为“关系学”的正能量。中国人的地位高低，不是以财产多少计算衡量，财产必须折算为“别人愿意因之而欲向你讨钱（拉关系）”的官本位含量，才有价值。如果财主不肯屈服于官本位传统，就会被指责作“为富不仁，没有公益心”。

中国人的地位高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官本位；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愿意向你投资拉关系，愿意向你讨上一代的人情债的多少。如果官场上恰好有点任命，那只不过是后验了其门庭若市的“内幕”。在这样一种权力交换的纷围之中，将熟人等拒之门外，会被认为是“不近人情”。如果此等人恰又能升官，如果不是世袭的因素，就必定是有不为人知的，因服从老板需要而激进过的“革命政绩”。除却极少数人以外，有此政绩而低调的，那多半是因为政绩是见不得光，不宜过分披露的自知之明。

奇怪的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是以官本位确定地位高低，但是马恩毛狗辈，却能象杀父奸母的大仇似的，盯着所谓富人的财产！有些毛狗甚至因此而仇恨所谓的资本家，说什么“薄熙来搞新文革，拉着几十万资本家死，毛称也值了”。这种革命精神，用雷锋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对官本位象春天般驯服温暖，对私有财产如秋风扫落叶般的仇恨”。如果不是有这种雷锋精神式的牛二奴才，中华官本位文化也不会成为中华等级制度的正能量，让中华老大帝国到21世纪，还能不学西方公民社会那一套！

ps:马恩毛狗的所谓“阶级仇恨”实际上是“牛二血酬”，“资本家买钱赎买血酬不革命吧”，此略；

笔者并没有说，中华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不是不可以卫道传承；笔者只是提醒，一个在中华传统社会中步入官场的新进，本身就已经欠有自已的和上代的一大堆人情债，甚至还要为下一代准备关系资源。简单说，就是在中华官场中的几乎没个人，都负有“关系学，官本位”的原罪。越是起点低微的草根，他所攀达或欲求攀达的官位越高，此原罪（与官场生涯）相伴的原罪责任就越大。这种原罪是公民社会中的“公务员就业”所没有的。拒绝这种官本位原罪的人，在中国官场也走不远。

因此中国官场中的“权权交换”之始，至少被自已所在的官本位文化环境所拉动。明清时代，即便不是捐官的科举，要在京城组织部（吏部）跑出实缺，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投资，并非一般小绅士地主所能承受。如同今天农村出一个大学生或者官场新进，常常是全族整村的赞助，也就不得不留下官场仕途的欠债。这种情况在广东潮汕客家一带，表现得相当突出，广州市长万庆良，就是出自此处文化。在中华等级社会中，试图在中华官场本位体制中，还要抱有“远大理想”，其激进行为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