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观点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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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05-20 22:10:20

为什么我的观点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个人主义让每个人都拥有对历史和现实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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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中国社会四不象2009-03-24》和《六种社会形态2009-04-29》中，提到了类似泰国和菲律宾，以及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国家，有点类似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笔者将之称为“世袭威权采邑”，特意说明《军阀割据不是自治2009-09-10》属于循环形态中的一环，仍不能由此跳出循环，成为人权公民社会。当时并没有时间详细考虑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仅仅是简单总结，而立刻陷入了方法论的自我拷问：为什么我的观点就是对的，别人(如马恩)就是错的？

这是笔者与理性主义雄辩者治学世界观的区别。笔者不会跑去找些官方垄断的小细节，以证明自已有更高的理性主义地位（权威），也不是强调自已的观点就一定是对的；尽管笔者强调个体价值观，自已必须有保留观点的天然权力。笔者在整理任何问题上，都把自已放在第三方的说服自已的角度上，而不是令“我的观点”仅仅是又多了一种第三观点而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终得出了大历史观的方法论，按此方法论，六种社会形态需要进一步的整理。

笔者并没有急于作整理，笔者不是专业领薪水的研究员；这类问题只能是兴随所致，有答案就写，没有答案就玩别的。一直到开始探讨私有制诞生的路经，从人类社会起源之初的规律，按人性本私重新考量特别是文明之初的形成，是否与现有确认事实一致。这样就出现了从埃及史开始整理私有制在历史中的形成过程的系列。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于方法论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某些个案细节的穷究，更何况，个案价值本身就不大，历史断点如此之多。

对社会历史进化规律的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从今天现实开始，对未来趋势的研究，也同样体现了经济学的“资源欠缺”的原理：我们每个人的投入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如果是以“投入资源”的多少来计算，作为真理的标准的话；则无疑官方御用的资源可以相当于我们而言是无限的。这就是理性主义的依据。这个矛盾早在袁黑明粉的争论中的初步思索，“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中，笔者就已经发现了端倪。

正是旁观这场争论，避免象“袁黑明粉反方”那样以同样的理性主义方式作泥潭之争，个人主义的历史方法论才得以完整总结。今天，个体价值观的综合表述，就已经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真理集标准”了，可见对历史的反思和研究的规律价值，根本意义上是今天的科学，而不是过去的观点。把握了个体价值观，则历史中的细节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大历史观的方法论，也就成了必然的结论。

正是依靠着大历史观的方法论，笔者可以用很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作远较官方整体动员的理论资源，更具有针对性的历史规律研究，而不必在具体个案文档上，比较单纯的研究资源的投入。笔者资源少一点，（其实并不少），无非就在更高的维度上总结历史的规律。的确，细节的规律就不容易得出了，但是总有更大维度的历史规律。这样，大历史观就保证了每个人对历史认知拥有个人观点的天然权力。

把握了大历史观，任何官方资源的理性主义的所谓“历史研究”，都反而成了笔者的营养，而不再受其约束　，不再成为对笔者自已的历史体系认识的威胁。仅仅是从出没于本博的职业五毛的无奈，从“马克思母系氏族”的不无理性主义得意的卖武，沦为今天只能作五毛中庸好人的“个人主义”观众，笔者可以欣赏到官方思维的理性主义方法论者，或者说各门各类读书只会阅经PK的五毛，对笔者的万般无奈。

大历史观既然是科学性的研究，一些理性主义的简单的历史和现实模型，象“人民－统治者和人民（领袖）永远正确”的黑白对立模型，“有信仰好，还是没有信仰好”，“雅典民主好，还是斯巴达寡头好”，“秦国集权，为什么战胜六国民主”之类的，就成了很白痴的不求其解。发现“绝对化”谬误大大的，就自家辩证法出“太绝对又不好的”，中庸一番自已似乎就成了理性主义权威。大历史观在不影响大维度流程的情况下，允许细节的自圆其说，但是却不允许错解细节后，作为大流程的规律解释！这既是词义哲学的形意思维与概念精确逻辑严谨的科学思维的差别，也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