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维度历史观允许在细节上“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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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04-21 21:49:23

通过进化论和经济学的普适规律，把未考证细节限制在小范围边界清晰的黑箱内

主流历史故事，几乎都是“神话”而已

主流历史的“卷宗”非常不可靠

大历史观令主流历史学家不再构成“实证历史”

中国式诡辩的细节纠缠浪费生命

个案不能证实普遍规律，个案可以证否“普遍性”

大维度历史观允许在细节上“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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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历史观去衡量神话故事，听上去“可笑”，其实是确保“单一原则”的逻辑一致性。神话故事不具历史实证价值，不是因为“出自神话所以是神话”，而是其明显违反今天的科学的实证约束；相反当神话传说符合成本效益原理的部分内容，就很可能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象moss在古埃及灾害中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三角洲。神话在历史中的作用说明了“疑证”和“实证”的关系。事实上，主流历史故事，几乎都是“古今神话”而已。

大历史观通过引入进化论和经济学，为斟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和可信性，提供了有效而廉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由此脱离了中国历史学家所常依赖的卷宗“文抄公研究”，变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分析学科。传统的历史学降格为“卷宗学”。其实中国官方历史学家几乎全部是卷宗学！而卷宗之最大的缺陷，就是极不可靠！卷宗既不可靠，说明的又是没有普遍意义的个案“疑证”，这就令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论，社会效益极差，沦为春秋卫道供职于君权利益，实在也是身不由已。

举例说，三世纪时罗马内战的历史资料，几乎是一遍空白；只有一份据信是同时代罗马多位知名学者文章辑录的《罗马历朝皇帝事迹》，今天所谓对罗马贤帝和昏君的毁誉，几乎尽数源自此书。而事实上，这是一份伪造的“历史古籍”。该书实际上是四世纪时的元老院贵族匿名的著作，处处反映了在元老院利益群体眼中的“贤帝”与“昏君”。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根本不知袁崇焕是何许人也的清末计六奇之类的著作中，成了袁黑和明粉的“历史”根据。

进化论和经济学，将不同的事件根据“起因－条件－结果”的关联性和彼此的约束，结合进化论和经济学，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无歧逻辑的种种定理性结论，如“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国家边际压力平衡原理”，“宗教是危机管理的工具”，“政府是社会的成本”，等等。这些实证衍生性的定律，在发现相反的例证以前，可以作为历史趋势的高概率方向，如果还不是实证的话。

这些符合成本效益原理，从历史中概括出来的，从来没有发现确证的相反特例的“定律”，进一步把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框定在较传统主流历史学要精密得多的“小范围细节发生”，从而完成了未考证细节作为可能性发生的黑箱，对历史整体趋势的影响的边界。边界既然已经能够确定，那么细节的考究就只不过是我们所能观察历史的远近距离相关。近代史可以近距离，是因为黑箱很少也很小，古代史需要拉长距离，是因为黑箱较大也较多。

这些定律是符合成本效益的统计性定律，其可靠性逊色于历史关联的确认实证，但是高于一般性的疑证和描述，即优于“史料”的价值。如果不接受这些定律，可以放弃这些定律的约束，而扩大了历史发生的可能性范围；但是至少要有一件确证的个案，否则不能推翻这普遍性的规律，个案上采取疑证从无的逻辑规则。个案对于证明普遍性规律是没有意义的；个案可用于推翻普遍性规律，因为“普遍”意义被证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春秋文章，包括毛炀帝大作，最经常地掉转了两者的逻辑关系。

这些定律再结合地理和气侯这样的可以实考的证据，从而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多得多的实证逻辑的阐述内容，和更高的可信性。大历史观的方法论，非常类似于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使用历史数据与现实数据的类似，而研究历史数据对未来的指导意义。弗里德曼的错误在于是数字精确性的采样片断，作为现实必然性结论的根据，违反了统计学中“个案不具普遍意义”的约束。

但是，如果该采样是全面涉及整个历史流程的，则弗里德曼的实证方法论是成立的。“采样遍历整个历史流程”，这是经济学有史以来所未能满足的条件。而对于大维度的历史进程，仅仅是从定性的角度把握成本效益的剪刀差在历史上的发生，则完全符合“整个历史流程”的要求，精度却低于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中的定量设想。因此，大历史观的实证意义，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既然历史大维度趋势不依赖于某一细节，（并非历史不是由细节组成），大历史观还提供了对细节错误“自圆其说”的自由度。因为细节的的不确定，已经被限制在局部的影响范围内了。而马恩的“每一细节决定论”，即偶然派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不得不为每一个细节“不能错误”负责；每一个细节变动都将导致整个历史解释的完全变化。自圆其说也就成为马派学者的原罪。建议如无君主权威，不要采用马恩斯和孔儒派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