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

标签： 历史故事 实证 历史学家 史料 西方社会 中国 袁崇焕 后金 阎崇年 窃明

目录： 人权价值观现代国际社会和军事

时间： 2008-10-25 19:21:39

在《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留意克服权位崇拜》，《欣赏中式专家的无良无耻》这几篇文章，以及本主题前两篇文章《中国历史，走在道德内战的消亡路上》,和《历史，不是道德素材》中，笔者强烈反对任何“专家代替您去思考”的特权地位，及其他相似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向读者提示西方文化与东西文化非常重大的差别：西方在任何学术上，鼓励每一个人去思考，是主场；而所谓的专家，也就是专业人士，是客场。他们并不是凌驾在普通人的头上，相反，他们的专业知识是普通人的仆人，为公众服务，作为自已的专业报酬。在公众的选择裁判中，证明自已的专业价值。看到其中的区别了吗？是主客场地位调转了！这样，西方社会就是人人思考，万花齐放，而中国，则在官封专家的“标准答案”下，任何思想火花，都给官封的专家给代表了。

考古学家，科学家，等等的专家都是为公众服务。而“历史学家”，在今天世界上，可能已经是中国朝鲜之类专制国家的特产了。西方社会，接近的只有两种学者，一种是考古学家，是以实物考证为依据的科学家。而另一种，称为历史学家的，和哲学家，文学家，是同一种类型，他们向社会推介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他们对今天的社会（现实），过去的社会（历史）、未来的社会（哲学）的个人观点。在中国，出于政治专制上的需要，把这种“学者”，称为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充满道德价值观的“学家”，任何争论既非学术，同时，充满着现实的政治风险，象，明史专家的吴晗，就因此送了性命。

对历史感兴趣的公众，与其模仿“历史学家”那样抄袭或真或假的“史料”忽悠人，不如，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这些专职的专家苦力。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正常人不会去看的“史料”，整理成公众不用去“研究”的简单的、可考证的、逻辑自洽的故事。公众只需要从你自已的角度上看待这些故事，是否符合你的理解方式。如果象谢胡元之流的袁黑那样，抄出大量的垃圾野史充塞你的眼光。那等于告诉你，这些家伙根本就是打算忽悠你，直接把他们从你的地盘拖出去砍了，让这个世界可以干净点。那么新出现的确证的证据proof，证明原来的故事不通，怎么办？重塑新的符合新的proof的故事过程就行了。胡适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我想，更精确的说法，是“历史故事是小姑娘，实证以外，任人编造”，倒也说明了历史学的某些特点。

为了减少“历史故事”中小姑娘成分，欧美学者尽可能使用实证、仿真实证，考证，以尽可能增加历史的实证性。象美国曾经动用上万人重现葛底斯堡战役的全过程。在明末辽东战争中，一些重要的数据，象后金军队的编制、武器、数量；以及后金社会生产能力，装备更新能力，社会民众分工、数量，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考证出来。同样，对于明军的装备，有战斗力的组成（亲兵），机动能力的差距，火力武器的威力，攻城伤亡的比例，等等，也可以考证出来。这样，要重构整个战争场面，明白指挥员可选择的战场方案，就有了更多的参考因素。“历史故事”就更贴近于真实。

英语里，对于“证据”有着非常严格的定义。这一条要超出汉语。同样是“证据”，英语分成evidence和proof。前者，中文准确应译作“迹象”，或者说，“有可能，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在司法上，或者学术上，不能作为证据，proof。象崇祯指控袁崇焕的八大罪，实际上都是文字指控，少数可以构成evidence,没有一样是proof。而除非能够证实毛文龙与皇太极商议投隆的信件是清朝伪造的，否则，就不是evidence，而是proof。至于说这些信件是不是伪造的，也不是“历史学家”可以胡猜“清朝一向有说谎”的习惯就是证据，信件，可以由考古专家，运用刑侦技术加以考查。西方考古学，就是这样考证出，图坦卡蒙王的致命死因，是后脑致命的一击；它，没有记录在任何史料上。

用同样的标准，中国的历史学界，基本上也就停留在重复堆积evidence，为写各式各样的“戏说”，“演义”的程度，极少考证。考了几十年证不出实物的，就称为“断代史”，即没有根据的“历史”。历史毕竟已经是尘封，没有人能够真正重现历史。这样，历史反映在现代不同阶层大脑中的，就是各自自以为是真实的故事，有些是没有实证的，有些是有evidence的，有些是有实证的却被置之不理，有些是有实证的，“故事作者”忘记了。历史是一个筐，现实往里装。当看到装进筐子里的货不是自已至爱时，打人耳光，就别嚷嚷什么“超出道德的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