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美国的联邦党，联邦主义

目录： 现代国家社会史

时间： 2015-04-11 00:13:43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vm76.html

《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党舆论导向的喉舌；

联邦党与杰斐逊主义“对抗”中的“最不坏定律”；

最不坏定律：为什么任何情况下不能妖魔化敌对对方？

与天朝喉舌今天理论如出一辄的联邦党论点；

对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联邦党政策的批评，早在华盛顿的两任总统期间就展开了，仅仅得益于华盛顿的斡旋，才没有激化。华盛顿的中庸，一方面让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有长达12年的政策实践期，另一方面也让杰斐逊及其主义者，有充分的自由，展开对联邦党政策的批评和反思。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对于杰斐逊等人的质难的回复，以普布里乌斯的化名，汇集在《联邦党人文集》之中。如同今天奥派正论和歪论，汇集在《铅笔社》，也有部分反对派观点，如麦迪逊杰斐逊的作品，也出现在该文件中。

华盛顿对执政联邦党偏袒是明显的。将杰斐逊派驻法国大使，名义上是将杰斐逊与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等量齐观，实际上是放逐了杰斐逊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但是无论是对于费城会议，还是对于华盛顿任期内，对于联邦党的政治压力而言，丝毫没有减少。因为杰斐逊主义并不是围绕着杰斐逊作为克里斯玛的意识形态，而是根植于北美殖民地以来（独立后就是“州”）的地方主义利益集团和社会势力。杰斐逊主义不是被哲学煽动起来的主义狂热，反而杰斐逊只是对该习惯的不完全归纳。

不但麦迪逊接替杰斐逊的位置，成为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主张杰斐逊主义的新的领袖；被杰斐逊替换回国的富兰克林，也成为对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更强烈的批评者。以至于，如果华盛顿及其支持的联邦党，要从宪法和国会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的话，就不得不求助于主张杰斐逊主义的麦迪逊的支持。结果本来是作为在野的反对派领袖的麦迪逊（因为杰斐逊被打发到法国），反而将执政党领袖，通过许诺制定，目的在于制约联邦党的宪法修正案，即后来的《权利法案》，换取各州对宪法的批准。

ps:再次提醒，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与法国解放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权宣言》不是一回事，而且互为敌对意识形态；

由此也可见，不但杰斐逊不是杰斐逊主义的核心，麦迪逊也不是费城会议上主义核心，反而是杰斐逊主义者之中“最保守的，因此最寻求与联邦党妥协”的代表人物。换言之，在联邦党人眼中，即便杰斐逊主义是坏的，那麦迪逊也是其中“最不坏的”；类似地，即便在北美民众眼中，联邦党人是坏的，那么华盛顿，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也是其中“最不坏”的。这与最不坏定律，在公有制帝国政治中的表现一模一样。中国文革式的政治暴徒的误区，就是经常把“最不坏”错判为“最领袖的”。

ps1:保守不能争得民粹分数，因此当保守者被作为敌对领袖反对时，保守者就会因腹背受敌而下台，对方的激进者就会取而代之；

ps2:当脑残革命家们，以无理地嘲笑“温映帝”而自以为进步时，就已经定单了薄熙来等人的政治激进；偏偏脑残革命家对薄熙来的暴政，普遍喝彩！

正因为双方的代表人物都是彼此眼中“对方中最不坏的”，因此只要还保有对对方“阶级，集团”的容忍，不会犯上毛上帝式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炮打司令部（炸掉最不坏的）”疯子毛病，则双方的妥协肯定就会产生在双方最不坏的（即最保守者）的彼此妥协之中。费城会议的决议，因此而成为美国的宪法。但麦迪逊制定并在国会上通过的《权利法案》，也成为衡量亚当斯暴政的金标准。亚当斯，汉密尔顿，艾伦伯尔等联邦党们领袖，则在东方帝国式的宣传中，将联邦党送上绝路！

翻开《联邦党人文集》，再看看当时联邦党控制下的一系列刊物和辩论观点，可以发现那几乎就是今天中华帝国宣传喉舌和公知们论的古老翻版。诸如“主权高于人权，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侵犯私人权利，民众素质低，需要政府监管，政府不作为，就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可保护大多数，境外势力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政府，……”之类。用今天历史学家对当年总结的话：联邦党人的根本论点及其辩解，最终都成为联邦党人无法自圆其说的毒药！联邦党亡于歪理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