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是否有效”的衡量条件

标签： 宣传 合法性 伪命题 动员 举国体制

目录： 知识论和交流沟通学

时间： 2013-10-04 20:29:18

“宣传是否有效”必须在有具体组织的前提下衡量效用；

在国民社会之中，宣传肯定无效，将损害任何宣传者本身的合法性；

宣传只能对既定的（同一信仰）的组织有效，但只能作让具体行动性的动员；

宣传在既定组织中的有效宣传，长期化和重复化，宣传也将无效，并损害组织性；

在宣传万能的信仰下编写中国历史，得到的当然就是24朝官史野史的帝王家谱、秘闻、春秋笔法，以及毛帝凭宣传即可登基之可怖而近妖。宣传万能的信仰也催生了中国一代代的哲学鬼子泛滥成灾！他方悔悟你登场，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五毛出，前腐朽而后继！反之，如果有意识过滤选择出宣传无效的后验事实，那么24史之所能能够成为24史，本身就是铁的证明。如果说满清没有系统的宣传，则蒋介石政府的宣传投入，并不亚于同期的毛共；薄熙来的宣传投入，冠绝于当代各地诸侯；李天一案的宣传投入，也是轮奸嫌疑人中的大阿哥！

“宣传到底是否有效”，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其命题之真伪，必须首先框定期逻辑背景（命题适用的环境容器）；但就一般语境而论，“宣传无效”基本上是正确的结论。在公民社会甚至一般性的国民公众的背景中，宣传都是肯定无效的，实际上是削弱了执政者的合法性，增加了合理政策推动的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在总体党内类的社群组织内，宣传一般也无效；但是在针对某确定的行动的动员而言，宣传是有效的。由于公有制常常把“公共”误作“总体党的私有空间”，所以经常误解了宣传有效的条件。

ps:我们称之为“伪命题”是对此命题的讨论价值的评价，显然与左棍派作为帽子用的“伪命题”的意义明显不同；参与链接中的评论部分

因为宣传对于国民社会而言是根本无效的，因此作为在野的民粹革命党，就会将他们自费的革命宣传之无效，归罪于“阶级敌人既得利益者拒绝放弃特权”或“国民素质低”之类。与此基本类似的，掌权的领导阶级也不会反思自已的宣传投资根本上就是适得其反！而只会归罪于“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进而得出了“洗脑运动”的必要性，后者的政策结论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当总体党仍然在野时，“宣传无效”的结果，就导致他们不得不搞些AB团肃反，整风之类的自相残杀；只有在蒋之类犯错时，才得以缓解内部残杀。

而在总体党或者类似的已经有着共同的信仰共识的群体之中（如基督教，轮子功，传销团体），宣传一般性也是无效的。这种特点导致了诸如“信仰缺失啦”之类的哀鸣（如基督教，及马克思主义者），也导致执政者群体的互相抱怨，典型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但是在这些群体中，如果在当期目标（某种危机对象，或者革命机会的出现，如蒋政权自残，导致中国社会事实上的权力真空）面前，宣传作为内部的动员，是有效的。其有效性就类似古罗马军团在投入战斗时，统帅向全体将士发布的演说。

这样又涉及到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到底是宇宙真理，还是受科学客观限制的的某种临时措施的问题。简单说一个国家（社会）如果不具备组织动员的能力的话，大概不能在如二次大战式的动荡世界中立足；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始终保持着毛帝国式的全国总动员的话，它是否只配使用社会进化论的自愈定理，仅仅是用停滞和衰退，把它的“崛起”无限期的往后推呢？社会进化论的好处就是与个体形态的生物学，基本上可以作简单的类比。上述命题相当于，一个人如果不能活动即瘫痪，但如果活动停不下来，那叫舞动症，会衰竭死人的。

举国体制的公有制帝国及其总体党执政者的误区，就是把国民社会当成了总体党私有的后花园；其“总体everything”的思维误区，又把因为危机应对而作的动员的战斗力，当成了“永远动员才有竞争力”，而直接导致了社会的衰竭、停滞，和崩溃。这是公有制帝国通往奴役之路的地狱，总是周而复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样的误解下，他们总是把（本应是自已组织内部）的动员，当成了对全体国民社会的宣传；把本应针对的特定的临时事件（如抗日战争）的宣传，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上降低了自已的执政和政策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