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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09-11-23 12:41:27
国产GDP,服务业和就业的关系
对平价购买力和历史GDP的澄清,是为了跳出中国爱国文人的思维定式,“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找爱国意淫的广告理由”。对于一个经济社会来说,“交易流通额”要比“实际生产额”,从社会发展的水平来说,要重要得多。人均交易流通额更接近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的衡量,用马恩的话来说,它体现着社会分工的程度和普及性。换言之,它体现着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最大限度创造社会就业岗位,从而让老百姓能够通过劳动就业分享社会发展的财富。
经济学奇妙之处,就在于可以将衡量成本和效益的媒质,彼此是可以转换的。对于理工科专业人员,习惯于抽象思维来说,这种转移非常轻松。象使用“消耗多少人力传送物流”是企业的思维方式,换成“消耗多少物力传送国民财富”,就成为政府服务国民大众的思考方试。显而易见,中国政府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的思维,混淆了企业生产者角色和社会服务者的角色了。
对平价购买力和历史GDP的澄清,揭示出中国现实和历史上,由于流通欠缺,包括特权在内的市场经济的阻尼作用,大量生产的产品同时被大量浪费的事实。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将“产品物资”看作是向国民通过就业输送财富的媒介,那么,就等于说,中国就算“生产止步不前”,仅仅是实现了市场经济的去特权化,通过社会产品的流通利用效率的提高,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保障程度,都会提高很大的比例,甚至是提高若干倍。
这也正是罗斯福新政后,美国“生产倒退”而服务业占了大半江山的原因。自然也是马恩毛主义者,对苏联“休克疗法”的“生产倒退”痛心疾首,而全世界都知道马恩它们是傻瓜的原因。工作是为了生活,辛苦工作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国民收入)。如果辛苦工作的结果是半条人命,孩子干瘦得全都适合跟孙大圣学猴拳,那么辛苦工作(GDP)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印度俄国这三个傻瓜大个,如果说印度还算是大量生产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欠生产社会”的话,中国和前苏联,都是不对路的产品生产得太多了。不对路的产品并不会影响工业产值,也不会影响GDP,但是,却严重影响了经“交换决定的价值”。停掉这些不对路的产品,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从大国霸权主义的永久性的军事动员出发(还尽打败仗),有什么可惜的呢?是不是还因为少了不适路的产品,而少了对自已生存环境的糟塌?
不用生产更多的产品,而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提供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实用交换价值;在很少的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对国民财富流动(即均富无贫)的效果,而不是重复生产大量耗人耗物的重复产品,是不是好得多了?现实例子俯拾皆是,象出租汽车行业(不是texi),和出租汽车司机(texi);是不是对大量生产汽车的替代?出租房产的行业,是不是对大量新建房屋的替代?饮食行业既可以有消耗食品很经济的快餐,也可以有大量消耗食品的大餐。如果从分配财富的角度,一顿几千元的大餐,只要不是公费要上我们的税!与其仇富,是不是更多地可以欣慰有几十个服务员可以得到一天的劳动收入?
与就业密切关联的经济因素是社会交换,而不是GDP。与社会交换密切相关的,又是社会市场经济的阻力的大小,也就是科斯定理中的市场阻尼,即特权和特权造成的交换双方的议价权的缺失。只有在交换双方议价权完备,而没有“公权过分自以为公正的干预”,动不动“明显不平等地干预掉”明显是自愿达成的交换契约,以“无形产品”和流通为标的的服务业,才有成长的空间。否则一个不小时,让人家后悔你就不道德,甚至“打黑”,“诈骗”,“政府干嘛不管一管”;因为在小农意识眼中,你是没有生产具体物资的。不知这服务业如何成长?因此,服务业实际上是与特权经济相冲突的,服务业的空间,就是特权社会没有挤占的空间。
马恩凯恩斯主义喜欢使用GDP与就业关联。这就是中国保八增长率的出处。它实际上是对体制内和相关的就业增长的描述,并没有统计体制外的城乡的就业损失。对于就业来说,国民收入总值(GNI)与就业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果将“供应就业岗位”作为“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将是一门全新的学科。而凯恩斯主义无视劳动力边际成本的假设,和不具备统计学意义的菲利普斯曲线,其“供给决定需求”假定,对于研究就业岗位供应的“政府经济学”,并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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