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逐利”缔造了空前善德的公民社会

目录： 现代国际社会和军事

时间： 2014-06-26 20:25:32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uw7u.html

资本主义的“逐利”缔造了空前善德的公民社会

社会主义以“报复＝正义＝违法成本”，塑造了黑暗卑劣的人间地狱；

社会主义的“报复＝正义”，与受害者的利益补偿，完全无关；

社会主义的“报复＝正义”，不能够产生“自律”的宣誓；

资本主义的法治，起到了“汰劣存优”，让整个社会向“善”靠拢，无须严刑峻法；

通过联系对比，特别是由三鹿事件活生生的事例说明，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逐利”的结果，是缔造了一个空前善德的，公民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倡德”的结果，却是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只剩下黑暗、无耻和信仰的专制的，甚至是极权的地狱！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所谓“通过监管和严刑峻法的惩罚，以提高违法成本”。严刑峻法的代价，提倡的却是虚无飘渺、各有所表的所谓“道德”。这种“严刑峻法”下道德的提高，——>孟德斯鸠称之为“专制的恐怖手段”，——>显然与违法的受害者补偿无涉。

因为道德是“模糊地各有所表”，因此基于道德的第三方标准的严刑峻法，只是意味着掌握着执政者手上的绝对权力的寻租的宣泄和权威的卫道，因此只可能存在大腐败吃掉小腐败，而不可能存在大廉政清除小腐败，此方向的结论虽然真实，但是解释其机理，已经超出了本文的命题，此处省略；笔者在这里只是强调，基于“监管，严刑峻法，提高违法成本”的东方土著帝国的政治模式，既不一定存在着受害人，——>很可能只是绝对权力的寻租受到影响，而找小民严刑峻法地发泄，如打黑——>也与受害人因违法的补偿无关。

东方传统土著的法家暴政，是以报复“违法”，以恐吓未来的不特定的“犯罪意向者”，因为恐惧被报复而“道德高尙”；相当于强盗定期洗劫村坊，除非村坊因为恐惧而主动缴纳保护费的那种强盗的正义；至于以后是否有违法，还需要土著强盗花精力成本，去调查缴纳了保护费的被洗劫者，道德指数步步高涨。相比之下，以受害者举证为实证的资本主义的法治，目的并不是报复违法犯罪者，更不是为了倡导嫌疑人的道德；而是为了补偿受害者，更为了从此以后，减少同类违法犯罪。因此，它不需要恐吓，也允许被告举证辩护。

从东方法家“报复不义＝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思维，“疑证从无，疑罪从无，受害人举证”的法治，会导致部分真实犯罪的嫌疑人逃脱了“正义的惩罚”，而被看作“违法犯罪的成本太低了，激励了犯罪”，——>再次提醒，东方法家传统，是以“成功报复”作为正义；如果报复于无辜，那是维护正义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至于无辜者的小我，就当成是强制奉献于大我之社会利益！——>在法治观念中，嫌疑人经程序正义脱责（罪）的同时，也等于宣誓并教育了公众，从此不犯此过；而无论原控之罪，是否实有其事。

以辛普森案来说，按照东方法家观念来说，杀人犯脱罪，当然是“报复＝正义”的脱失；但是由于涉事警察制造了伪证，而导致关键证据全部失效，至少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执法者不要首先犯法；第二，所有想效法辛普森的人，要想想是否还能碰上同样的警察犯罪；第三，辛普森案刑事责任虽免，民事责任尙存，他因此而破产；因此也维护了受害者家属最大限度的利益。可见资本主义法治那一套，与社会主义相比，促成了原涉案人及类似犯罪意向者的“自律”，而无论被告本身，是否得以脱罪，同时维护了受害者的最大利益。

在诸如食品安全上，资本主义法治那一套，构成的效果就是食品产业的安全，不再依赖于国家的耗费巨大而低效的监控，不会导致封建化的行会组织，和劣质高价的垄断后果；资本主义商品质量依赖于供应商的自律，和司法程序对消费者举证后，作为受害者的获赔权益的保障，后者恰恰构成了供应商违法的成本。当供应商的价廉物美，相应提供了商标无形资产的溢价时，对于供应商“汰劣存优”的激励效果，远非社会主义所能及。同理，从个人到邪教再到黑社会，也因为他们的宣誓和自律，而自动向“善”靠拢，而无须严刑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