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违法，劳教”介于“缺德与犯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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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3-07-16 22:19:54

传统文化中的“违法”是介于“缺德与犯罪”的中间地带；

劳教是“违法”概念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发明；

民主法治不存在“监管违法”的“绝对权力”；

民主法治不存在绝对的权力，表现在警察权的局限性，无罪推论，米兰达忠告，人身保护令；

“违法”本身就是“反人权，反民主”的道德观念，不是民主法制中的要素。在传统社会之中，违法是介于“缺德，犯罪”之间的过渡，属于严重的缺德，和轻微的犯罪的中间地带。因此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就是把批评教育不管用的人，威胁之为违法，斯大林同志发明的中国特色就是“劳教”。但是违法又未至于季罪，因此案犯不是罪犯，不归法庭管辖，甚至没有过堂控辩。实际操作上就成了锦衣卫代行秘密警察的工作。由人民警察视那位贱民严重缺德，就抓起来当违法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轻则关打几天，重新劳教十几年。

民主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剧烈冲突，也表现在“违法与自由（守法）”的冲突。传统文化把“西方的自由”妖魔化为“无法无天（随便违法）”。这种妖魔化因为西方左派对自由的歪曲，把“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自由，歪曲成“侵犯他人的自由”（如再分配，反户籍制度，不患贫患不均）。“没有资本家压迫的均贫富的自由”，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而令冲突矛盾更复杂。如果哲学故意加以复杂化，这些简单的概念必定能够变为不可解。但是在“默认权益归于个体”的校验下，则是传统人士为之色变的洪水猛兽：“违法”非法！

民主社会没有公共上的绝对权力，当然不可能存在牵细纠微的“查禁违法”的公共威权，也就根本不存在违法可言。道德是个体私有的，法律是公共的合约，那么当然不存在“严重缺德＝轻微犯罪＝违法”的中间地带。因此也就有了越来越常被国人引用的西方司法惯例之“米兰达忠告”和“罪名未成立，嫌疑人还不是罪犯”。而在东方传统之中，由于存在着缺德与犯罪的中间地带，在封建社会和民国蒋介石的改革中，则通过“保甲连坐”的方式翻译成“见义不勇为者违法”，因此中国古代连证人也关到监狱中等死（《狱中杂记》）。

民主社会不存在查禁违法的绝对权力，也表现在西方警察权的局限性。当警察也只能以“规劝”“取证”的方式“治安”，严重违法则由检察部门立案起诉时，意味着与私人自卫执法已经没有什么不同。私人和自治群体，同样可以采用警察的“（依法）规劝”“限制自由（如抓住小偷，强盗）”“马上通知警察部门”的方式，维持本身社区的治安。因此在国这样的民主社会，居民本身就是业余的警察，警察则是专业治安的居民。琳琅满目的恶法，只不过是彼此“规劝”时之所据，绝大部分情况下在彼此交涉之间私了，治安成本低廉。

东方社会的居民引起了锦衣卫和东西厂的兴趣，随便找个“违法”的罪名抓起来（总有一条法治死你），西方与之麻烦有点形似的所谓“违法后果”，就是让检察部门或其他民间人事Charge“起诉，检控”，中国人称之为惹官司。“惹官司就是惹麻烦的，打赢官司也要脱一身皮”。这种中国文化的传统经验，在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美德社会中，大概是真理级的经验，在“向原告倾斜，鼓励讼棍”的社会（如罗马帝国）也不失真理。西方文化仍存在大量的传统残余，讼棍如果是一个成功的行业，则民众也害怕彼此惹公司。

理论上可以通过向被告倾斜，为原告起诉增加门槛等办法，减少讼棍的现象。但实际上西方社会对付讼棍的办法更为简单有效，那就是社区自治，“被告人所有地法院掌司法管轄权”，后者实际上就是向被告利益倾斜，疑过从无之意。彼此害怕无厘头惹官司的民众，会彼此挑文化相近的邻居而聚居，自然产生排外的自治；因此而减少了内部的摩擦。无论是内外的讼棍，本地自治法院不是空降的，法官裁定是否接纳无厘头的“无事生非案”，也足以把绝大部分讼棍驱逐出社区。这样就在实际上解决了导致罗马帝国覆灭的讼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