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利益止损的自治机制，讼棍不是有益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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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2-04-29 20:19:16

民主法治是利益止损的自治机制；

任何一方能够通过法治牟利都是制度不合理；

讼棍现象是法治社会所容忍的，不是民主社会所鼓励的；

法治如果成为制造摩擦的工具，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无论是制造冤案没有社会效益，还是讼棍现象不能创造价值，都说明**民主法治是一种“止损”为目的的民权自治的机制，而不存在超越控辩双方利益的“正义，公平”。**无论是作为自治机制的私法司法部门，还是作为民事控辩双方聘请的专业诉讼代理的律师，都只是服务于控辩双方利益的“雇工”，既不允许有独立的案中利益，也不允许浪费纳税人的权益，更不允许法庭借司法裁判之机，为“人民”创收。

如果允许法庭从控辩双方的理赔金额中分红，甚至象罗马法庭一样旱涝保收，那么法庭本身就成为讼棍产业链的一部分。司法当局就会找明的暗的代理，无事生非鼓励兴讼，而构成了一种事实上不受国民主权控制的税收。当这种司法的税收与行政当局实现利益交换的互利妥协，或者通过行政法诉讼的渠道“制约”了政府时，司法当局也就成为事实上的君主权力。这就是中世纪教皇国的政治途径。

司法当局可以从任何诉讼之中得到分红收入，而不受国民主权（议会）的管束时，司法机构本身就成了社会的毒瘤，也成了垄断性质的，讼棍行业的带头人。在东方帝国的传统中，称为“严惩被告，收归国库，大快人心”。罗马时代的讼棍行业，就包括了司法总督，及其领导下的包括律师和职业原告在内的职业讼棍，专门找碴有钱的主儿“诉讼”。富裕平民作为最主要的受害者群体，却被视为强势群体。

当讼棍为“收归国库”创造效益时，政治也就正确了，生意也会兴隆一段时间。这种讼棍行业中的律师，自然是满脑子公诉人的大脑的。近年来国产律师里够机灵的，常常兵分两路，一路与公检法拉好关系，另一路专门搭有钱人家作为米饭主顾。公堂上兴讼就成了依法律途径的方舟子打黑业务，里应外合地生意兴隆。这种与公检法搭好关系后唱对手戏的戏路，就是当年罗马律师讼棍行业的初级阶段。

如果没有作为公权部门的公检法寻租，不会通过讼棍业务创收，个体讼棍业务（律师）虽然不可能清除也不必清除，但至少不会成为社会上的毒瘤，并且可以通过“保护被告人利益”（无罪推论）加以约束。当公权没有从司法中谋取税利时，讼棍就是法治环境中害处有限的可容忍的自然现象；就象黑社会是法治环境中的必须容忍的自然现象，或者如“短斤少两”是市场经济中买卖双方自行解决的矛盾。

碰上“短斤少两”“假冒伪劣”当然是令人讨厌的，但只要消费者有权拒绝，“短斤少两”“假冒伪劣”就终归难成大戏。但如果以此为扩充公共权力的借口，不管国营专营企业（或者等价的民营Charter寡头）是否也有“短斤少两”“假冒伪劣”，最起码的就是剥夺了消费者拒绝的权力。因为无论是竞争者还是要素替代的途径，都已经被公共权力借口打击“短斤少两”“假冒伪劣”给禁止了。

个体讼棍现象(包括律师)，就是民事诉讼法制化中的“短斤少两”“假冒伪劣”。因为讼棍现象可能存在而“打黑”律师，将是公检法本身的黑社会行为。反而如果说讼棍现象是对法制建设的贡献甚至政策鼓励之，就类似于政府出钱设置“造假忽悠消费者专业大奖赛”。容忍黑社会不等于鼓励黑社会，更不等于容忍犯罪。能够容忍讼棍现象是法治成熟的表现，鼓励讼棍现象，就是嫌自由太多的表现。

民法的意义上（私法），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个体社会中必然存在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存在的摩擦造成的损失。因此如果法制设计的效果是鼓励了摩擦的发生，法治就将失去其积极意义。既然没有第三方的“公平”的绝对正义标准，那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无穷无了的诉讼也就只能是个人的爱好。设置利益成本性的针对原告的立案门槛，禁止纳税人对民法的法律援助，是法治合理化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