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和法治中的讼棍现象

标签： 经济法学 法律援助 民事诉讼 法治社会 科学 讼棍 律师 受害人 被告 公诉人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2-04-25 21:04:29

受害人利益举证让法学成为科学；

脱离受害人利益举证将令法制失效或社会崩溃灭亡；

公诉人是公费法律援助；民事诉讼禁止法律援助；

民间法律援助和西方的讼棍生意模式；

如果经济学依赖于哲学，神学，道德，信仰，数学这些论证，那么经济学的确不是科学；但是当经济学取决于利益时，就有了按个体利益衡量的实证，经济学就成为科学；并且是天然证明任何计划经济所依据的都必然是伪科学的科学。同样当法学的正义论证哲学，神学，道德，信仰，数学，权威等，法学的确也不是科学。但是当法学的衡量是利益时，法学就成为科学。利益也就把法学和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法治诉讼的受害者举证原则是私有制原则的逻辑结论，也是法的最高正义。它由受害者举证的利益实证，为需要消耗纳税人成本的“法制运作”提供了一个利益衡量的标准。所谓正义，也就从虚无缥缈的口水仗，变成了需要客观取证，并可作成本回顾、核算的公共项目。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就是消除潜在冲突可能造成的损失的，成本是可控的危机管理。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法治与阶级的斗争完全无关。

受害人举证并不一定是受害人本人的举证，也可以由合法的利益代理人举证。缺乏独立行为能力的受害人（如儿童），由其监护人举证；因为案件影响而失去了举证能力的受害人，如凶杀案的受害人；就由公诉人代理受害人举证。法治社会中的公诉人的公诉，表面上是“维护社会利益”，实际法理上是“受害人代理的公共法律援助”，代理成本由纳税人支付。当法治成本不能有效管理时将意味着灭亡。

由于公诉人实际上是纳税人支付的受害人代理，因此当受害人举证原则被破坏时，将意味着无限制的法制成本，也即意味着或多或少的斯大林主义（或称纳粹主义）的极权国家，是否能免除到达恐怖地狱的程度，取决于当权者是否足够腐败、足够懈怠，足够无能！如果当权者都是希特勒，斯大林，毛主席，薄书记这样的伟大领袖，在受害人举证原则被破坏时，所谓“公检法联合办工”，将意味着人间地狱！

法律援助意味着“司法诉讼的交易成本”的下降，也意味着应诉者（被告）的因为司法体系的不确定成本的提高。因此民事诉讼不能提供纳税人支付的法律援助，否则将导致大量不计成本的，把法治成本向纳税人倾泻的民事诉讼，无限制地抬高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成本。这是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受害人举证原则”而造成的，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的，西方今天仍然存在的“讼棍”现象。

从经济法学的角度出发，民事诉讼禁止公费的法律援助，客观上强迫原告，必须衡量“打官司的成本”和“自已受侵害的成本”之间差异。经济法学是唯利是图的正义，如果劳师动众打官司只是争面子，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折腾。法治社会无论是从“疑证从无，疑罪从无”的原则出发保护被告合法权益出发，还是从减少社会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出发，都不鼓励任何人依赖公共援助，无事生非地打假牟利。

但是民事诉讼并不反对任何原告，以自已的成本举证，自已担负民事举证成本；也不反对象任何民间的私有财产的赞助，作为民间的法律援助。因为这样的诉讼，实际上是由私有财产担保诉讼风险的，因而不存在向纳税人倾泻诉讼成本的可能性。除非法院对原告押金和立案收费是偏低的，或者法院对被告判赔是偏高的。后者正是美国法治社会，有大量律师自付投资，作为受害人代理的民事诉讼的原因。

美国的律师大概一半业务是讼棍。他们的生意实际上自负诉讼的本钱，寻猎可供诉讼的受害人，商定赔偿后的分红，然后就作为受害人的代理，自负成本打官司。美国虽然是法治社会，仍然过多地受到基督教的陈规陋俗的影响，无论是法院民事立案不收费，还是法庭为惩罚道德而作出的过高罚金，都助长了讼棍现象。不是美国讼棍的道德低，而是不完全合理的司法制度，制造了逐利的空间和过多的讼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