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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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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现代国家社会史
时间: 2012-02-28 19:44:38
印度种姓制度的保障性质与近现代大饥荒的关系;
种姓制度“隔离”需要导致中间人鱼利;
种姓村社成本高压时会抛弃外围贱民和低等种姓;
外围贱民和低等种姓会在经济危机中被隔离后大量死亡;
印度种姓制度的构筑机理,足以说明英国试图在印度构筑土地税收系统时导致的大饥荒。英国人带入的司法诉讼和选举制度,降低了印度村社的潘基亚特权威(马哈尔瓦尔制的除外);英国货币税制,加强了土地中间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将官方认同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了这些被称为柴明达尔的地主,而令印度村社的地位下降成了柴明达尔役使的农奴庄园。
印度种姓制度禁止其他种姓从事中间人业务,原因是中间人要接触很多不同的人“种(姓)”,会沾染不同的洁净污染,影响他们死后轮回的地位。(笑笑)。无论是英印政府的高税收,还是柴明达尔包税人制度放任他们对基层税收的搜刮,结果都是导致这些印度村社向政府及其代理人缴付的产出分成比例的过高,类似于今天东方帝国向美国输出产品的出口导向。
随着印度村社额外负担的增加,原定的分成就不足以供给整个村社的所有种姓,而得不得导致一些非必要的种姓工种被取消,即下降到与贱民类似的职业地位,以节省出必要的收成供应高级种姓的人口。原来靠农业帮工的贱民这些种姓,一般被称为“农业工人”,他们根本上就没有土地确保生存收入。随着政府税收的加重,这些贱民群体就成了第一批失去生活来源的人,而且还汇合了新降级的种姓。
如果是货币是稳定的,这些种姓还可以作为灾年,靠积蓄度过饥荒。如果这些贱民群体是有代表反映于英印政府的,那么英印当局可能还会察觉基层发生的灾难。但偏偏货币又通常被作为政府额外的收入,在饥荒时处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双重夹击之中。如果是在古老的实物分成的话,这些贱民群体还可能依靠以往的实物积存减少生命的损失。但是在货币经济时期,偏偏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就令雪上加霜。
因此无论是因为季风的变化导致收入的减少,还是因为英印当局加税导致民间的负担增加,或者是放任柴明达尔对基层的搜刮,(莫卧儿时期的包税人,柴明达尔的前身,与之大同小异),结果都是导致印度种姓村社在自然的灾难前收缩保障编制,把下层种姓和外层的贱民一起抛在饥荒中煎熬。而这些可能拥有上传诉求通道的较上层种姓,并没有真正受到饥荒的威胁(没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切身紧迫要为贱民疾呼。
英国统治当局是富有同情心的,企图通过向贱民群体倾斜,打散在他们眼中是邪恶的印度种姓村社。但实际效果就象毛主席打散了中国农村的宗社一样,非但没有改善基层的生产条件,反而让几千年在基层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作用的村社(宗社)失效了!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生产的紊乱和基层的失保障。饥荒因此也就进一步地扩大化。尼赫鲁政策和后来的绿色革命没有解决印度的饥荒问题,也与此有关。
甘地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原因就是认为是货币经济冲击了种姓制度,并最终导致了大饥荒。甘地并非完全荒谬,因为就当时的农业条件而言,还没有足以代替印度传统种姓制度在当地耕作条件下的适应。甘地的错误在于,货币经济是以货币税收的形式,强制性地迫使村社更低价卖出其农产品应税,而不是自主的交换提高生活水平,——>不过对于自给自足的村社而言,有多少交换需求,又是另一个问号。
印度的种姓村社为闭环的经济模型提供了一个直观的范例。那就是当统计着眼于全印流通的GDP时,实际上是无法准确地统计这些高度自给自足的闭环村社的经济的。而当统治者以为只是轻轻地加了一点税,可能是为了世界民主革命(英国),可能为了印度的工业化,但印度基层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饥荒。值得注意的是,阿马蒂亚森反复称饥荒是因为没有得到交换权利,说明森仍赞成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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