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居安思危”成为陋习

标签： 危机管理 君权神授 人类社会 传统文化 资本主义 居安思危 国民劣根性 文化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1-01-08 20:55:31

有多大的危机就有多大的国家集权的必要

“制造危机”成为政治利益产业

传统文化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危机管理”

当“危机管理的成本”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危机，资本主义就诞生了！

“居安思危”什么条件下才是美德？

君权神授的传统文化中打真理口水仗的正派和反派们，注意力如果不是放在“谁当皇帝更合适”，就是放到“竞争威权的信仰赔率下注”（如基督教的政治性传教）。正是在这些脱离利益的意识形态的真理斗争中，完全忽略了“威权”及其衍生品“国家，君主和政府”本来是为社会的“危机管理”的目的而服务的**。“威权、君主和政府”本来就是利益的产物，又如何能用道德哲学辩论出真理呢**？

国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如果没有危机需要管理，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人类社会上的危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内部可能会有一些象郑民生之类的失败者，或者马家爵之类的教育失败产品会发神经，汶川的岩层会地震，隔大洋的纳粹可能发动了潜水艇战，日本帝国居然占了半边中国，还可能会打菲律宾的主意之类，……，所以即使是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国家的集权，多多少少是有必要的。

危机对人类社会构成“损害的成本”，而集权的国家同样对社会构成成本；有多大的危机，就有多大的国家集权的必要。因此（国家集权成本＝危机管理成本＝（无政府主义的危机损失－国家管理后的危机损失）＝危机管理的社会效益）。这就是服务型的国家政府所具有社会价值，可以对比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价值（国家价值＝奴役一部分国民的得益＝（剥削阶级的消费＋国家奴役管理成本））。

君权神授社会的国家，同样是为了危机管理的目的，但是由于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理争论，表面上完全与利益无关了；（自觉的和被强迫的）；也就不允许“政权消费者”（即国民）评估危机可能的损失，也不可能评估危机管理的投入在“损害管制”上的效益，甚至将“无政府状态下的危机损失”完全转嫁到国民的身上，但仍然保持着君权神授政权的政治利益，从而令**“制造危机”成为政治产业**！

（君权/政府）自利性总是千篇一律地把在意识形态的真理帮助下，君权政治由于完全没有负担危机成本（转嫁了），而最终构成了（国家集权成本＝特权利益），而令社会最终承受到（危机损失＋君权国家成本＝危机成本＋特权利益）的负担总和，而丝毫没有因为投入了国家的成本，而对危机的损失得以缓和。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最终总是崩溃的根本原因。

“居安思危”在东西传统文化中是了不得的美德。事实上所谓人类文明所有集权的因素全部就是应对人类社会生存危机的所有要素的总和。换言之如果不是为了“危机应对”，根本就没有必要形成今天各族有异的“传统文化”。认识到威权，国家，民族，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都是为了危机应对而存在，那么理解危机的形成和损害的波及，以及损管的可行性，就是所有“真理”所能依据的实证。

当“居安思危”脱离了国民对危机的自主评估的话，那么危机的成本无限制的扩大化，而“危机管理”的收益同时成无限制的最小化，甚至只保皇上的安危，却令小民百姓“不惜一切代价打游击保皇帝世袭的特权！”，已经是赤裸裸地把危机成本转嫁到小民百姓的身上。当危机管理”本身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危机！这样就有了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了！即“危机管理”的社会成本必须加以监督！

因此居安思危本来是优良的传统精华，但一旦与国民利益脱节，就成了奴役国民的最好的借口。任何反抗奴役的行为，都成为“颠覆社会”的直接现行罪，因为颠覆了“社会危机控制体系（秩序）”，而在利益脱节的情况下，是否危机社会危机控制体（即国家），完全在于国家的神授主人的个人判断。这样就出现了真正忧国忧民者，反而成了君权神授社会中的叛国贼，在中国，也就是所谓的汉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