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和价格是历史经济水平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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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06-04 11:47:53

粮食价格和食物构成适合作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物价和生活比

平均亩产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加是缓慢的服从边际规律的

丝织品作为中国的硬通货达1500年

计划生育是波尔布特式的民族自杀政策

人均亩产和消费的边际规律，比任何信史都要可靠

中国古代流通货币主要是｛粮食＋丝绸｝，体现了“衣食”之需

唐以前的钱不是流通意义上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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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会经常使用基础谷物与当时的流通货币的比价，衡量古代世界各地的物价水平，也可以通过基础谷物的比价，和古代中国的赋税作出比较。谷物是一种神奇“货币”，事实上在中国汉代以前，也是主要的税收和公务员支薪的单位。这样各地的物价、生活水平和赋税，就有了比较的共同基础了，及相应的也就有了恩格尔系数。粮食价格和应税额和恩格尔系数，比麦迪逊那样单纯估计产量后算上今天的谷物价格得到所谓的GDP，要准确得多。个人认为麦迪逊那种算法是比较脑残的。

使用土地和粮产量估计人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粮食不能用于长期储藏，总是吃掉。不是人吃掉就是畜类吃掉，而肉的消费比例，一直到近代中国农村，都没有明显改变，处于低限边缘。平均亩产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加是缓慢的，服从边际规律的，这是由人类的需求和繁殖行为决定的。除非象计划生育那样干扰了人类的繁殖行为，或者是乱世那里造成突然的供应缺口，否则这一规律不会改变；而且被改变也会在更大的时间周期内，回到原来的缓慢上升的通道之中。

原因是由于粮食供应压力的坟加，低产田的开垦摊低了高产田的平均产量。人均消费粮食量是稳定增加的，当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时，人类行为不会首先增加非食物消费，而是会增加人口再生产，即增加孩子。但是当恩格尔系数上升时，则会减少生育。因此，人类的生育行为，既不是计划生育论者妖魔化人类那，声称人类会无节奏生育；也不是一些丁克论者那样，声称人类会不生育。人类真正意义的生育行为的取舍，就是“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平稳增加的边际规律。如果这一边际规律是正确的，则计划生育的错误程度，就象波尔布特屠杀柬埔寨人一样，后果极其堪虞。

由于有亩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费量的线索增加的规律，这样就可以按亩产量平稳缓慢增加的规律，剔除过分夸张的换算数，就能得出大致的换算比例。因此根据平年开垦的土地，可以估算出当时的人口和人均消费量。由于这几个数量受到前后的约束，所得到的数值就比较可靠。笔者个人观点，比历史实记中的“信史”还要可信。因为即使是今天中国的人口统计和亩产以及人均消费量的统计，都是水分多多，谁也说不清准确的数值。更不要说远古的时代了。

中国真正的“主要”流通货币，汉代以前是粮食，大额流通自战国开始一直到宋代，都是丝积品。丝至少从战国开始就已经是贵族的象征，有大量的需求。丝经丝路向西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需求，但却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品。丝的成本大约是高级麻的一百倍左右，中间档布织品，只有少量从印度传入，到明朝才开始成为中国的主要衣着材料。（归功于朱元璋）。

如果不考虑西方如罗马这样发达的经济社会，与丝织品同期，作为中高档纺织品的“羊毛织品”，（中国没有），则丝和麻就是丝绸之路上大部分地区的两档衣服材料。正由于丝与麻织品在成本上巨大差距，古代布衣（相当于的麻布袋的布），和穿着丝积品的贵族富人，仅从外观上，就象是熊猫和狗熊的区别。古代“先敬罗衣后敬人”，是省力气的身份鉴定。正由于海内外对丝积品的巨大要求，和生产丝积品相应的人力折算的成本稳定，丝积品也很容易携带，因此丝积品作为中国的硬通货，至少维持了1500年之久。

粮食和丝分别扮演了中国的易货媒价的角色，体现的恰恰就是人类社会最硬性的需求：吃和穿。蒙古草原上按马来计算交换单位，古埃及用牛计算价值，也无一不反映出早期缺乏交换的社会，人类是不会储藏一大箱钱等着什么时侯用的。储藏的都是直接能用能吃的，要交换时就拿出来交换，因此，从钱制上考察中国古代的货币现象，甚至衡量市场交换意义上的GDP，是多少有点傻逼的天真可爱。

用“钱价”衡量历代物价水平是不正确的。中国不象地中海的贸易社会，贸易流通一直不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用钱价看，战国初期的物价看上去很便宜，一石粟只卖30钱。如果币值不变的话，则到武帝年涨价了100-200倍。原因也简单，武帝时铸钱甚至是作为一种礼物送给宠臣经营，无限制地作为政府向民间购买实物，日后用钱可以抵税的工具。因此通货膨胀严重，其实等于是政府寅吃卯粮。总之，至少在唐朝以前，以为“钱”等意义今天的“货币”，是形意思维的经济史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