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权利－义务”模型即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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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0-05-15 20:24:43

中央集权的民众灾难前不会有“公心”

民主社会的宪法不具侵犯公民私有权益的权限被称为人权高于主权

美国政府是美国公民授权而成的，只对美国公民负责

私有制社会是政府不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

中国御用“法学”将国家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分割是别有用心的

“权力－权利－义务”权责模型就是奴隶制的证明

中央集权就意味着社会的高成本而且是不受监督的高成本

中央集权作为社会的高成本的投入是盲目的，也就必然是低效益的

孙武和哈耶克对中央集权社会的脆弱有共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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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权力集中的产物。如美国的民主国家的政府，根据人权普世的价值观原则，天无二日，权力只能经由国民人权授权而产生，也只能经过国民权力授权而集中，由地方一人一票的选举，最终汇聚为联邦的权力。因此，尽管美国政府的权力是最高级的，却不是等级社会中的“皇帝的高等级”，而仅仅是处理的事务级别是最高级的联邦层次。任何“高级的权力”，不具备对居民和地方权力的超载（override）权限。否则，视同政变！该原则称为人权高于主权，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也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权力是经由国民授权而产生的，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对国民权益负责，并接受国民权益的监督。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要求美国对美国以外的人权负责，是荒谬的。这就象阁下给了钱买东西，而商家要对其他客户的妒忌负责为借口，给你赖帐不发货一样荒谬。在人权法学和经济学中，商业的交换与社会合作中的交换，完全是同性质的行为，仅仅是交换标的不一样。

只要交换双方是自愿的，就是合理而合法的，仅受双方，或多方同样是自愿达成的先期契约的约束。而最基础的契约，称为宪法。而即使是宪法，也不具备超越公民私有权益的权限。包括个人道德信仰哲学等等都是私有的。这就是所谓的私有制，或称人权社会。正由为私有制完全是按照公民权益最大化组织整个社会和政府的成本，因此，用中国政治宣传的话来说，私有制社会，就是政府不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就做不成公仆，下岗成为享受国家的主人待遇的普通公民。

而中国的“御用法学”，为了避免政府不得不对国民负责的，有违党教圣条天赋党权的“尴尬”，故意把“国家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利”分开，又强调“权利和义务”相对，要权利，必须先负义务，而从根本上践踏了“天赋人权”的基本原则。等于说国家的权力是不受国民监督的，是由另一个国民不能监督的渠道，称为神或称为天或称为枪杆子……，总之国民如果不听话就“出政权”的渠道诞生。

中国国家的“权力”固然不是国民授权的，不受国民监督，而国民如果要享有“人的权利”，就必须对“不能说不”的权力负对方规定的义务。这种中国特色的“权力－权利－义务”的权责模型，也只是在21世纪才有点特色。放在人类历史几千年，一点特色也没有。在人权普世价值观促成的私有制革命以前，全世界的君权私有的极权社会，清一色都是“权力－权利－义务”的权责模型。我们把这种“人权有前提”的模式，清一色定义为奴隶制。

权力授予给政府，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要负担的成本。无论政府的权力是授自于民，还是自称来自于天，都意味着政府是社会的成本。因此中央集权就意味着社会的高成本而且是不受监督的高成本。因此，称美国是中央集权是荒谬的，因为美国公民对于“政府”作为社会的成本是可以加以控制的。“政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减少成本），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成本）”，（罗纳德.里根），就是美国人对政府集权的价值的综合评价。

中央集权必然与低人权相对应，否则就不是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作为社会的成本，肯定是占取了国民人权本应藏富于民的权益空间。相比于美国的政府作为社会的成本，总是有针对性地投入内或外的危机应对，而危机处理的成本取决于美国公民的判断；则中央集权的社会必定削弱了国民的自卫能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中央集权作为社会的高成本的投入是盲目的，也就必然是低效益的。这个道理与公有制总是低效益，私有制是高效益，自已的事自已管最高效益，经济学的逻辑是一致的。

因此，中央集权的社会必定是脆弱的，必定导致乱世，而乱世必定是残酷的，人民又必定是不爱国的。而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早就在BC220年的孙武，迟则在BC1世纪的司马迁，在《孙武答吴王问》中，已经说得一清二楚。（孙武在历史上可能不存在）。同样的逻辑观点，一直到两千年后，才有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再重新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原理，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重然复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