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人权产权清晰的法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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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民主宪政通往奴役之路

时间： 2010-03-01 15:38:07

中国需要人权产权清晰的法治，还是打黑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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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经济并不如历史教科书描述的那样黑暗，1920-1936年的中国工业增长速度，比苏联还要快！不比日本慢！(托马斯.罗斯基)。今天对“解放前”的黑暗认识，很大程度上建筑在“战争后的解放前”，废话！打仗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罗斯基先生指出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没有强有力的央权和政府管制，很低的税收的同时，并且市场充分竞争，拥有这几个很好的条件，中国没有能迅速实现腾飞，是因为当时缺乏法制法治所造成的经营环境的动荡。

民国中国缺乏的不是一个“强力的政府”，而是一个完善的宪法法治框架。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些人为代表的中国小农文化意识者，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历史的需要，以国家主义的理想，为中国恢复了又一个“西方技术改良”的清朝一样的“强力的政府”，而抛弃了根本上的需要的法制建设。因此，毛主义的黑暗时期，上亿的生命无辜损失，可以认为，是从孙中山选择武力统一就开始的，一场无可避免的历史悲剧。

法治法制的社会，最大的好处就是明确了人权和产权的边界，向他人发出了“什么是可以争取的，什么是可以占有的，什么是必须交易”的明确信号，从而为“以消费者能支付的需求”为纲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也为自已寻找更低成本的替代因素，提供了保障。这样，民族社会的幸福之路就打开了，交换创造价值的障碍，也就扫除了，社会有了真正发展经济的可能性。

显然人权产权边界清晰，人人自强机会平等的社会制度，要比因为人权产权不清晰而不具备交换创造价值的可能，比人人只想着如何侵占他人的利益，损人利已；不能损失利已就找上级关系压倒对方，仍然是损失利已；在上级虚弱时，就取而代之，踩着亲人同胞往金字塔顶爬的公有制吃人制度，要好得多，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激励作用，也要好得多，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要和谐得多。

产权边界不清晰，不得不依靠人治的临时判断。不要说人治本身就有制度选拨的成本，并面临与人治相伴随的行政监管效益的剪刀差。有人治就必定有腐败，人治连同腐败的成本，不见得比“消除产权混乱”的效益更高。这样，产权边界不清晰，也就必定导致法制边界的不清晰，而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制造了不得不面对的“不确定性成本”。

极端情况下，中国生产组织者，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其实就是工人劳动者自已），不得不面临“不赚钱自已破产”，“赚钱就必定被打黑”的尴尬局面。为求自保，中国生产的组织者，只能把简单再加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环节留在中国，而把利润甚至资本本身，留在海外，以策安全，而宁愿承受相应的成本损失。结果，既要渴求于资本带来的就业，又要抵销缺乏法治的不确定性成本，中国不得不以出口导向的重商主义，以低估人民币的方式，向海外资本提供“制度补贴”。

这样就造成了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国企本身造成的大动脉失血，另一方面是资本对制度的安全追求的不断外流，最后不得不以成为殖民地的方式补贴外来资本；或者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无法养活自已的人民，也无法对付人家旅游团组成的“侵略军”。把中国民族资本外流归因于“贪官”不爱国，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中国缺乏民主的制度造成的“挤出”效应，只能说，就连中国“有良心”的人，其实也是愚民！中国缺乏的不是良心，不是公德，而是“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民主法治制度”！

正因为历史是连续的，中国从有如金国一般的毛主义文革地狱之中走出来，所有的私有财产，在人权产权不清晰的年代，所有象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都必然带上马恩毛价值观中的“腐败原罪”。向前追溯贪官的财产，所谓的“绝对的公平”，既不符合“法不前溯”的法学认识，更因为无法在“历史此前”定一条截然的是非鸿沟，追溯的手段，一定就是“非法打黑”。所谓打黑者就是不顾法律，进一步模糊人权产权的边界关系。当中国需要人权产权清晰的法治时，历史再次向中国人提供了打黑英雄渲染的“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公民！你选公社会社会的民主法治，还是打黑英雄知法犯法、违法乱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