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主义反谷物法：拒绝监管市场，也拒绝谢作诗悖误；

目录： 实体社会学及体制

时间： 2015-11-12 23:59:46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w2ds.html

在进步左派眼中，自由人是与进步右派一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是“私权极右”；

在进步右派眼中，自由人与左派一样“监管市场自由”，及进步右派的“谢作诗悖误”；

茅于轼，叶檀，薛兆丰，谢作诗，张五常，任志强；

自由人主义，不接受进步左派的监管市场，也不接受进步右派的“谢作诗悖误”；

只有厘清自由主义“反谷物法”的立场，确定危机管理的的根本策略：如无利益实证，不要引入危机实体；

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全世界文人，绝大部分都是进步左派，常常简称为“左派”。他们主张的是行政权力对市场的监管和干预，强调“市场（即个人决策）不理性”“保护弱者（一般指消费者）”，“政府不能不管（不是法院接受原告诉讼）”，这些左派的左倾的极端程度，可以从其对“严刑峻法，提高（监管体现的）违法成本”的衡量，其极端者就是中华帝国传统的“法家”的暴政。这些左棍的语境中，常常把这种“监管市场的法家”，误解为“法治”；甚至自以为如此法家，才能保证市场公平！其中的典型，就是自以为是“温和，保守”的叶檀。

人权法治的角度，不允许中庸，也不允许中庸枉法的“温和”；但若在左派的语境中，侵犯人权已经成定局，那么“严刑峻法”的法家“法治”，就成为越严越是暴政。相反“中庸”反而更具正当合理性，尽管常被指责为“不作为”；但中国传统对其褒义时，又称之为“无为而治，难得糊涂，清水里不养大鱼”，等等。理解两者的区别，就能明白为什么儒家传统不主张法治，其实那指“法家”；当然也就有“法治不如人治”的合理性；除非是在政治甚至战争的角度，——>但是前文语境是指“市场经济中的适用”，——>这就是叶檀等人的误区。

叶檀比茅于轼更适合作为“进步左派”的例子。因为茅于轼“贫富差距，再分配”观念，的确是进步左派；但茅老也说“要为富人说话”，虽然没有说，富人的私有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茅于轼所说的“（在公有制暴政导致的恶果后）不能限购”（得到任志强赞成）属于进步右派，也同样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茅老这些观点如果归纳起来，相当程度上将呈现自相矛盾。类似的还有薛兆丰，他指茅于轼“偏左”（基本正确），但是在对吴英等案表现出来的“监管民间金融”观念，则是叶檀一路的进步左派。他们都不可能实现人权断言下的逻辑一致。

所以与自由人同被左棍指责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只有进步右派表现的“谢作诗悖误”。而在后者之“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标准上看，自由人所坚定的“公有制缺陷造成顾机后，自由放任不再是最佳选择”，——>自由人主义要求的是“从根本源头上就要自由放任”，而不是“强抢奴隶”后，再自由放任地销赃，强迫卖淫……；——>与进步左派所主张的“监管，严刑峻法”，两者大同小异。如果不明白自由人与进步左右派之间，三者不同视角下的衡量标准的不同，就会象后两者那样，误以为自由人主义既要自由放任，又要监管的“自相矛盾”。

ps:这也是对“为什么救市在中国具备现实合理性”的解读；详情此略；

厘清自由人主义的主张，澄清与进步主义的左右派之间，角度和标准不同的差异，目的为了说明，当发生公有制缺陷导致的剧烈的经济要素波动时，——>这是对“经济危机”的文雅称谓；具体案例如中华股灾，政府融资平台崩溃，后者配上指数期货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们在根本意义上都是公债垃圾市场的崩塌，也正是薛兆丰所指的“庞氏陷阱”（可惜他不敢面对中华金融垄断！）——>既不能象进步左派那样，因噎废食，因为公有制必定会发生“经济危机”就全面否定市场，“严刑峻法地监管”，也不能象进步右派所要的，继续放任自流。

只有厘清自由人主义与进步主义左右派之间，形似而实不是的种种“类同”，才能逻辑一致地剖析，自由人主义反谷物法的政治立场，以及在公有制的经济危机发生时，作为最优化决策的危机管理中，如何衡量“什么是真正的危机，什么是浑水摸鱼的起哄”，才能在科学实证角度上，确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该管的要管的什么程度。如果没有此前提，科学的自由人主义的任何观点主张，就会被视作进步左右派之中的又一“此派彼派”。而且，对比的本身，有助于阐述自由人的真正主张，并得以引进奥卡姆法则：如无利益实证，不要引入危机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