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北欧“补需方”的医疗保险的弊端

目录： 现代国际社会和军事

时间： 2014-08-14 20:41:43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uzw1.html

德国和北欧“补需方”的医疗保险的弊端；

德国医疗体制下，个人消费者与社区医生之间，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关系，在两种模式中左右摇摆，目前取决于州一级的定夺。其一是以医疗券的方式，病人自由择医生看病，再由社区医生向法定的共济医疗保险联盟报销。这是西德时期的普遍模式，不过也导致了中国式的名医名院负担大，基层病人普遍出现看病难，另一个原因是，名医名院更倾向于从私立医疗保险的病源采得收入。因此德国统一后，从州一级开始，渐渐采用确定病人与周边社区医生和医院的定点和转诊关系。原则上医生不再接待跨社区的初诊病人。

与中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不同的是，德国的共济医疗体系即全民医疗保险，不是由国家财政经营，而是由德国政府财政分担担保的私营保险公司（约180家）。财政合格者可以申请加入，内部经营不善者被淘汰。不过由于全民医保的险率和险种，都基本上没有调整的空间，因此真有经营不善者，都是投资过分激进等内部问题。因此将德国的医疗保险完全视作私立也不准确，它们介乎中国的“政府分支”与美国的完全商业化供应保险产品供应商之间，更接近于个人承包的下政府医疗基金的承包商，如果不考虑财政补贴的话，全行业亏损。

在政府干预之手规定了险种、费率和赔付标准后，全民医保联盟的私营保险公司，主要的竞争来自于保单审计、接待投保者的积极态度，与社区医生的关系。后者也被视为加大了医生之间竞争的不平等，而导致了医疗券方式的渐渐作废。但是无论如何，德国与北欧的医疗和保险体系；都没有违背“医疗市场补需方”的基本原则，没有象中国的斯大林模式那样，直接由财政拨款给医院，让医生作为免费医疗服务的供应车间；也没有象中国国家保持垄断下的所谓“医疗产业化”，让国营医院在行政垄断的环境里“产业化，以药养医”。

即便如此，德国和北欧同样由于其部分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导致社会财政负担过重而低效的不良后果。德国的个人税收就不低，社会医疗保险等于另一笔不轻的强制性个人税收。两者迭加后负担很重。在德国失业的公民，说不定比有工作的人（特别是移民）更快乐，至于在北欧国家，该结论迹近确定无疑。北欧模式与德国，按照笔者了解的程度，两者医疗和保险的形式都差不多，区别似乎只在于政府补贴的慷慨和对税率的高企，北欧都大大超过德国。德国严谨的货币和财政纪律，限制了德国政府的慷慨，限制了对纳税人的盘剥。

采用医保作为第三方支付，而不是由政府派纪委监管医生的处方，即补需方的体制模式，等同于请来了自费的对医院的监管者。这是中国医院法团利益集团，如李玲和广东卫生厅官僚廖新波等人所不乐意的吧？只不过监管效率和医疗效益都远远超过斯大林模式的“补医院，即补供方”，是明摆的事实，也是西方那一套的成熟经验。尽管如此所述，仍然存在着医保必定难以弥补需求的客观限制。德国不愿意慷印钞票和提高税收之慷，就只能承受看病难之苦。政府法案强制医生接待社区内的病人，又导致没有再学医，不得不进口医生。

因此当德国医生已经功成名就后，就会干脆退出社会医疗体系，“解放自已”，只接收私人医保的病人。私人医保原则上不受政府监管，即不属社会共济联盟，——>这是中国民粹和公知经常偷换的细节：只有在加入共约医疗联盟的契约前提下，德国政府才有权监管私有保险和医生，而中国极权主义的自由派，却是主张取缔所有非政府监管的市场领域！这些只接收私人保险病人的医生，不必承受全民医保强制下的“高工作负担，低医务收入”。但是要达到这个层次，需要做到某种高值手术的权威，同时得到社区富人买单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