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医改市场化程度的简单指标

目录： 实体社会学及体制

时间： 2014-05-15 19:47:24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eib6.html

判断医改市场化程度的简单指标，是非公成分是否自动脱离“国企主人”独立营业；

当市场条件恶化时，大量非公成分宁愿托庇于权贵而自愿为奴；

当市场条件好转后，大量托庇于权贵的奴隶就会寻求摆脱“份儿钱”的剥削；

所谓剥削制度，是“苛政猛于剥削（虎）”的公有体制下的次优选择；

中国目前绝大部分非公医疗成分，不是以个体诊所或民营医疗的形式存在，而是公立医院的“合作医疗项目”的方式存在。它的成因就是由于国有垄断的大背景下，对医疗市场的监管导致的高昂的制度成本刚性。客观上也大量减少了工商部门本应获得的税收，——>这不是非公医疗的腐败，也不是公立医院部门的腐败；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最腐败的经济制度！这才是张维迎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腐败反而是增进税收和民生的“次优”选择之意。郎咸平却以为“腐败损害了公有制极大生产的财富”，这人显然不是经济学家。

只要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意味着制度刚性成本的高昂。因此非公医疗机构只能托庇于公立医院的免税（至少免了许多隐性税收）的权力下，也为国营医疗作出了某种有利于其法团自利的利益贡献。这就是所谓的腐败。同样性质的行为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出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降，一直到明清时代的中国，直到雍正摊丁入亩为止！欧洲自耕农主动托庇于贵族，谋求获得贵族公权庇护的好处，原因就在于作为自耕农的税负和被随意掠夺的生活成本过高。托庇后尽管接受领主的剥削，却比作为自耕农的所承受的苛政负担要轻！

因此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称之为剥削，将封建农奴称之为被剥削，将奴隶主称之为剥削；但是如果工人除了打工，根本没有创业的自由；农奴如果不保持为自耕农，被爱国主义剥削得更惨重，奴隶在奴隶主的“剥削”下才避免了为社会献身的命运，那么，到底是谁剥削了弱者？又是谁强迫弱者被剥削？当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于所谓的奴隶制封建制，甚至“援例类比”而妖魔化于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为“剥削”时，他们也就以“自由的原罪”，掩盖了他们被指代表了正义和公平的，强迫弱者沦为奴隶的苛捐杂税。

因此判断对医改的市场化进程的很直接的指标，就是公立医院中的非公医疗机构是否会大部分地，因为利益可图的关系剥离其依附者，却不是退出医疗市场。如果这些非公医疗成分退出医疗市场，比方说号称“反腐败”地横扫公立医疗内部的合作项目，只不过是更高昂的制度成本，强制对医疗的投资的撤出，供应减少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结果，自然也将雪上加霜。如果非公医疗的主要成份不是退出市场，而是独立于其本来依托的公立特许权。意味着市场交易成本已经低于托庇于公权贵族被增加的剥削，因此意味着市场条件已经改善。

当市场条件已经向“市场经济”角度改善以后，相应地就会有许多医疗投资者，不满足于恶劣的“自费农奴”处境，寻求于获得独立的经营权。相应地也将减少医院法团的自利“佃租”。无论是出于对垄断地位的眷恋，还是因为对不劳而获的佃租份儿钱的怀念，这些行业法团都会象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描述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拒不放弃特权”一样，操纵着所能操纵的的喉舌，尽一切努力起哄“国家为什么不管，不作最严厉的监管，不尽可能提高违法成本，不搞最高的国家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惯性。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利益集团，即政府、国企等公立法团的自利偏好的行为，可以在公立银行法团，对诸如吴英曾成杰等所谓“非法集资案”中的一边倒可见；自然也不会在医疗行业中显得稀奇（如北大的李玲教授和广东的廖新波厅长），同样也出现在食品如乳业的“广州乳业王丁棉”等人的言行中。这些人有多大程度是为了他们自已的垄断地位（如所谓金融秩序），有多大程度是“为消费者着想”？应该消除他们的行政垄断，还是让他们保持垄断，仅仅让李克强之类的政府改革，加强对垄断者的监管就行了，读者自行品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