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旧制度和大革命
时间: 2014-12-08 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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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央集权的偏好,曾对中华帝国的倾慕
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改革方针,是全盘照抄法国的成功经验。如同中国今天的所谓改革,差不多是全盘照抄日本的“日本模式”;只不过是将天王换成党国(但是人家天王的权力只限于道德表率) ,将财阀换成国企(人家的财阀不能操纵政权),将扶植基层自治换成了“打黑,派驻村官,居委会公务员”……。这也就意味着,波旁王朝的改革方针是中央集权。在实体社会学中,中央集权是对危机潜在威胁反应过度的不合理制度;以至于其政治食利集团,为了卫道中央集权的不合理性利益,没有危机制造危机,为了中央食利而集权。
ps:但是实体社会学从来没有说过,因应危机威胁而适度集权于中央,是不合适;合适与不合适的判定标准和渠道,就是国民主权原理;此略;
但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中,中央集权观念,非但不是愚昧反动的,反而是时髦而先进的国际惯例。中央集权的勃艮底成为波旁王朝的样板,尽管勃艮底就是因为过度集权而衰落,以至于被路易十一所吞并;但是并不妨碍欧洲各国宫廷,对于法兰西王国的中央集权所带来的奢华强盛的表象所迷醉。连法国人也为中央集权为法国带来强势崛起的形象而自豪。这种甚至洋溢在今天的法国文人的言行和笔下,好象法国一不搞集权就会四分五裂,而全然不看USA和英国,没有法国式集权却更为强盛!这种对中央集权的迷恋是欧洲政治主流的共识。
欧洲政治观念中,充满着对中央集权带来路易十四般“强大”的期待,法国因此而成为欧洲政治的表率,欧洲贵族以能够说几句法语而自以为身份高贵。法国贱民也自以为因此而成为软实力(文化)的带路人,大革命后的法国甚至因此认为是“世界人权的卫士,人权的圣地”,——>实际上它指的是“人道主义信仰下的民粹”!在中央集权必定具备优越性的预设结论下,欧洲人以人类共有的选择性标准,对于土耳其专制下集权效率,大加赞叹;而全然不看土耳其在基层奉行对原贵族的世袭分封制。如被土耳其征服的马木留克的埃及。
ps:西方人同样搜罗来波兰“没有中央集权而衰落”作例,却忽略了波兰不是没有集权,而是没有政府和国家!如同不能将阿拉伯人今天软弱,归因于阿拉伯文化没有集权;
正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人,对于中华帝国“稳定千年,仍然能够保持暴政”的帝国体制大加赞叹,而寻求中华帝国因此而为西方提供的国际惯例,——>他们因此找到了科举,找到了官僚制度,找到了孔儒,……,在中华帝国被他们西方人中不识趣的“没文化人士”打得满地找牙以前,中华帝国的腐朽,成了西方政治学说中的圣餐中华牛皮爱国者如周小花之流,还真的不必妄自菲薄;他们完全可以找到伏尔泰等对中国科举的景仰,抵销如邱吉尔等对中国文化的贬损。那只不过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观感的前后反差。
可以说,当年的欧洲政治主流,如何将中华和土耳其等封建帝国捧上天,日后西方人也就必然会把中国和穆斯林文化掼落地;跟今天那些曾经众望所归,结果却是大热倒灶的体育明星和政客的舆论待遇差不多。而事实上,象中国传统集权政治文化,既不象法国和西方人曾经吹捧的那样高效,中国社会也的确如初抵中国的传教士的日记中记载的,真实的经济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即便比起西方不发达的的撮尔小国的平均水平,都要差了一两个档次。西方人也正是通过这些天主教的传教士的传达,知道马可波罗是吹牛大王历险记。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象邱吉尔贬损的那样不堪。中国文化只不过是适应了东方大陆季风性气侯后,再适应了黄河泛滥和游牧民族因灾害季节的侵袭,而形成的上层集权,下层想管也管不了,靠孔儒传统维持农村稳定性的社会体系。这套体系的确因为上述条件的变化,和国际贸易体系的确立而过时了,不过说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没有贡献,那是太过分的贬损。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是愚昧、反动、落后的;但是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又好到那里去呢?世界近两百年的动荡灾难,是基督教折腾的,还是孔儒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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