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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根本无所谓“危难”.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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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根本无所谓“危难”

目录: 现代国家社会史

时间: 2014-10-20 19:39:18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v675.html

清末民初,根本无所谓“危难”,恐怕只是爱国鬼子无病呻吟

“半殖民地,半封建”,恐怕只是中华帝国开始接触世界的大惊小怪

无论是税权抵押还是租界,都是中国主权自主选择的,在西方已成习俗的“国际惯例”;

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府,将西方已经过时的“国际惯例”,搞得“青出于蓝”

平心而论,清末民初的旧中国,谈不上有多少令人骄傲之处,但也仅此而已,甚至说得上中规中矩。若说“危记,救亡,沦为殖民地”之类,则这种人若然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病呻吟,要么指的就是中华帝国君临万方的义和团理想之破灭。自辛亥到五四的所谓爱国愤青,基本上就是这种无事生非,小题大作,唯恐天下不乱的所谓爱国。有多大的危机,就有多大程度的集权(革命)的必要,若中国本无大事,给搞成了“危难深重”,孙蒋毛之类的革命领袖就是一窝野心家罢了。反之,如果真的危亡,那革命家的折腾,还算有点理由。

民国,特别是蒋介石上台前的中国,谈不上什么危难。后来国家主义无事生非,中国才真的有了一点点危难相。但即便若此也说不上什么亡国之险,甚至于中日开战后,民国一败再败,仍然没有什么危难。日本一直没有要求超出满洲以外的停战条件,根本没有灭亡中国的企图。而中日开战所引起的满洲事件,当然是关东军的918事件有关,但却与民国方面包括张作霖在内,完全无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权益,不无关系。 可以这样说,日本入侵中国,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责任,但是中日关系从东亚睦邻变成敌国,双方都有责任

此处并非为日本解脱,只是说明民国时期中国真实的国际处境,与历史教科书中的渲染,出入极大。中国当时有不少租界,但大部租界是中国自已为了提高关税收入而划出来的,而且租界并非是针对中国的侵略特色央`,而是地中海多族群社会中的传统。甚至于极盛时期的土耳其,也在君士坦丁堡上,为弱小的意大利城邦,甚至为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划出了租界。在租界周边,中国政府曾经与租界国家有过冲突,甚至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如重庆万县的事件。但追根溯源,却是中国地方政府违反条约,试图强行进入租界所致

ps:相关冲突,不能说过错一方就是中国,但也的确不容易找到,确实就是西方国家过错的例子

中国关税等税入,主要由西方包税人控制的“半殖民地化”,也不是什么侵略中国的特色,同样也是西方中世纪时代的惯例,包括极盛时期的土耳其和西班牙帝国、法国、奥地利等,也均是同样的待遇。与这些国家的同样的财政危机、赤字和财政破产有关,是它们的内因决定,与任何犹太人的侵略无关,——>当时贷款中国而掌握中国包税权的,恰巧有不少就是谈不上是任何国家代言人的犹太人和已经失去了祖国的白俄。类似民国时期,中国的中外资银行系统作为政府债券包税人,正是法国和西班牙等养肥了罗斯柴尔德的同样路子

所以清末民初的旧中国,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不过是在中国财政破产的当口,欧洲人将直到19世纪后期还管用的,在地中海世界已经盛行了一千多年的国际惯例啊成功经验之类的,介绍给了中国政府。咱中国政府特别虚心好学,把人家刚刚过时的腐朽财税技巧,学了个青出于蓝而已,——>民国若此,今天中华新帝国,就不是同样的德性吗?无论这一套国际经验是好事坏事,但肯定就没有美国政府什么事。但是中华民族愤青的眼睛是雪亮的,明明是欧洲人干的活,咱爱国愤青楞是第一个恨起美国来,无厘头的,还一直恨到今天!

菲利普二世向热那亚银行家反反复复地发行债券,不停地在“债券作废,债券又不作废,兑换若干年前的西班牙债券”中折腾,前后七次破产,无非就是配合着其时作为意大利金融大庄家的美弟奇等大庄家,在意大利金融界炒卖今天的“地方融资平台”罢了。在法国路易十四学回了同样的游戏后,罗斯柴尔德就代替了热那亚的银行家的角色!到今天中华帝国地方财政危机时,习李内阁居然将这套传统惯例,介绍给了财政危机中的地方政府,还引入了土地财政,还增加了高房价!还让中央银行客串罗斯柴尔德!谁说中国政治没创新呢?

大宪章下的贵族包税人,在国王意图废黜大宪章的武力压迫下,被迫用援例,交换自治平民的支持;

国民税负痛苦对应的国家税收,是国家所有货币、产品和服务的收入;封建制度的本质就是包税权的封建

包税人制度在长远上必然失败,在扩大时必定赤字,而令财政崩溃的更具政治颠覆性

各个老大帝国中,富可敌国的皇家包税人的风光和下场

清末民初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真实税负非常沉重;清末民初的中国金融业

不知所云的“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清末民初,根本无所谓“危难”,恐怕只是爱国鬼子无病呻吟

“半殖民地,半封建”,恐怕只是中华帝国开始接触世界的大惊小怪

无论是税权抵押还是租界,都是中国主权自主选择的,在西方已成习俗的“国际惯例”;

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府,将西方已经过时的“国际惯例”,搞得“青出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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