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人权和低治权的等效性，慈善的消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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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09-10-29 20:56:36

低人权和低治权的等效性，和慈善的消费性质

当明白服务业也是社会工业化的产品后，那么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就业这些需要本地财政和保险集约的社会产品，就是在中国基本消费资料饱和后，所最必须的社会服务产品供应。今天这些服务产品“供给应求”，导致价格高昂；在劳动力供应对称的就业作为产品上，则是相应的“收入低下”。市场经济的供需信息，已经清晰无比地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实际上缺乏什么样的产品供应。

对于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障，从经济学上，既不可能全国平均主义地供应，也不可能有能力向全国平衡供应。当初平均供应基本生活产品的毛左革命，闹出了N千万人的毛灾死亡。不妨想想，代人权优势，剥夺地方治权，忽悠可以全国无差别供应公共产品，结果会是什么？所谓“低人权优势”，其实就是奴役的代名词。对央治特权利益来说，“民无私官则有私”的体现；人权利益短缺的部分，就成了央权的利润。

正因为“低人权优势”，就是“先天性的奴役特权”，因此，新爱国主义的道德明星才会如此吃香，他们实际上是让老百姓先于契约而背上忠君义务的广告商。新爱国主义之所谓“任何时侯都有忠君爱国的义务”，或者说“低人权”，或称“主权高于人权”，实际上就是说，老百姓不能说“不”！老百姓没有说“不”的权力！“低人权”的意思，就是奴役公众！

生物同种间的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一致性。于人类社会，就是人与人个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地区与地区之间，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模式，经由人权集约授权的民主程序，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一致性。这一道人权经济学的推论定理，甚至在计划经济政策fans里，都有得到行为上的证明。针对国民个人的“低人权”，在整个社会政治上，必然体现为“低地方治权”。

定制的舆论民意服务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发布的《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报告中，已经衔接“低人权优势”，提出了“约束城市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仍然是老一套的“老百姓基层管自已的财产资源不理性，要君权中央代老百姓管”的调子。到了城市，“低人权优势”，到了地区一级，应该是“低城市（或地区）治权优势了”。中国大清帝的“低人权优势”无处不在，为什么不能征服宇宙呢？

而实际上，中国的君权央治“低人权公有制社会”，也是由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人民太蠢，不专治人民活不下去，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道德勒索的结果，是共通的。道德勒索实际上就是经营慈善的一种抢劫行为，道德勒索；“出于道德理由，各位交出道德税，由我道德圣人负责分发”，当然，道德圣人也要吃饭！于是就道德圣人就用道德理由，成了皇帝，劫他人之财，获自已之名，达成了中国传统真言“劫小康慰牛二保我权贵”。

故西方真正仁慈的都是自我表率，自已捐钱不当他人的基金会主席，而不是中国式的大善人，多是“让他人捐钱”，自已当基金会主席。自已行善则为善，如是道德劫持“让他人行善”；试问，那是什么呢?是抢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几乎就是富人的专利，而且富人的慈善是个人消费的意向选择；并且不能代替政府对社会公众经权责交换而确定的社会义务，象，本地居民就业最大化，本地居民基本社会保障的普及化。

慈善是富人的专利，并不是说穷人没有善心，而是说，穷人要首先照顾好自已。连自已都照顾不了，却滥施对非洲，对朝鲜，甚至对动物的所谓爱心，不是让人感到此人精神不正常，就是戒备此人别有用心。对于人权社会的政府来说，选民没有允许政府“慈善”，政府连行善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慈善相当于消费。政府自主行善，相当于政府自主消费，那，还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