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医院和医生及其社会主义传统的新教伦理；

目录： 现代国际社会和军事

时间： 2014-08-16 20:24:22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v0l4.html

德国医院和医生及其社会主义传统的新教伦理；

严格意义而言，德国医疗体制之中有社区医生，但没有社区医院。医院包括较大型的教会医院，公立医院和较小型的私立医疗中心，担任急救和大型手术治疗中心的角色。它们不直接接诊病人，只接受社区医生对手术或急救病人的转诊，因此不会出现中国医疗体制下，病人宁愿多花几个钱也要挤到三甲医院里排队的情况。德国医院与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的医院一样，迥异于东方如中国与苏联的医院之处，是大型医院的宗旨是服务于医生，而不是服务于病人，——>一定要理解此基本的业务形态，否则就不能理解西方医疗的产业化。

将医生理解成一个零售商或者独立的店铺，西方的医院就是一个集市。医院颇似北京秀水街，下面是一大堆挂单在医院里的医生诊所（店铺）。秀水街的服务对象是店铺，赚的是地租，不是服务于游客，赚零售的金钱。因此西方医院的院长是纯粹的商人，中国的院长的前世就肯定是某个医生。在大医院里挂牌的医生都是职业上比较成熟的医生，一般都有自已私人的诊所，这些诊所不大可能再接诊全民医保的社区病人，而面向高值、低负担的私人保险病人。在大医院里的低年资医生，是熬资历的住院医生，担任助理医生，打下手角色。

大医生不但有自已的固定诊所，而且一般不止在一家医院里挂牌，但会专注于自已熟习的手术。那家医院转诊了适治的病人，医生就当那家医院里治疗。常去的医院，会为医生的病人，留下相应的床位，这样就类似于中国的专科主任。某种手术的熟练医生不会太多，高值的手术一年也不会太多，因此与社区医生相比，这些专科医生的可替代性比较低，即便是全民医保中的收费也不容易压低；压低的全部是社区医生的日常诊疗费项目。因此大医生到大医院中接受社区转诊的病人的手术，一点不会降低收入，这种待遇非低年资医生可比。

大医生收入增加，也就意味着大医生的工作时间的减少，这也是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的科主任一级，实际上背负着整个科室，以及整个医院相当一部分的收入责任，本身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因此不太可能“适可而止”。德国的医生固然是个人职业者，同时受制于新教社区的伦理，鄙视“贪得无厌”。因此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除非碰上紧急的情况，否则收入丰厚的医生，会相应减少工作时间，增加每周的休息和每年的假期。类似的游戏规则也适用于其他行业，如开店；生意好的店主有义务减少营业时间，以减少竞争。

所谓“义务”并不是法律的义务，而是德国天主教或新教伦理中的社区“和谐”的习惯。如果赚得丰富还继续营业，就会被德国文化视为“贪得无厌的资本积累”，——>请参考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描述。如果经营者在社区中有了这种形象，就会被部分社区民众看不起，更被同业敌视；警察也会来找碴，意思就是“你快滚吧，这里不欢迎你”。你就算愤愤不平，也找不到可以向司法起诉“歧视”的对象，你越是折腾，就越是被歧视；直到你滚蛋或者向社区民众和同行认错，人家就会高兴地说“浪子终于回头了”。

德国人有本地的社区网络和福利，远乡而来的犹太人，中国人，土耳其和东欧移民，可没有德国老公民的底子。因此中国和犹太人之类的店铺，也会昼夜营业，日日开档；自然而然地在德国人的眼中，就全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如果有谁既要做大生意，又不想惹民众敌视，就一定需要有权势的庇护，升级为“为国家赚大钱”，如克虏伯之类，民众就会从歧视转为敬畏。但是诸如一般小民，甚至犹太人中国人土耳其人之类，那里有这样的底气？必须理解基督教伦理中这种平均主义，才能理解德国历史上的反犹太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