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品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应全盘西化

标签： 三鹿 三聚氰氨 苏丹红 国家标准 如烟 张五常 全盘西化 新闻自由 寻租

目录： 自由自治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时间： 2008-09-17 07:19:47

《三鹿事件中看中国国家标准的泛滥》，我们谈到中国的标准泛滥，超出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能力，形成了“管为不管”的局面，进一步，堕落成了诸侯衙门部门利益寻租要价的工具。同时，带来了世界历史上最大和最低效率的政府。（它的同义词叫“无比的优越性”，“N个先进代表”）。那么，西方国家，象美国，难道就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管理了吗？要知道，标准不是越多越好的。至少，如果出现“家庭夫妻做爱的国家标准”，那是相当可怕的事情。要知道，有标准，就要有部门监督，有部门，就有行政成本。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免检”，其实，就是管不过来的意思。

对于一个经济社会对产品标准的认定，我们不妨先设定以下几个目标，看看人家400年工业社会发展的经验，是不是我们50年捧着马列闹革命，就可以代表出另类效果的：

1）产品标准不应由政府的公务员作出。因为，最优秀的工程师，不应该坐在政府办里放屁、发号施令；

2）产品标准不应成为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障碍；

3）应形成企业维持产品质量标准，与企业逐利目标相一致的良性循环；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

4）不能要求消费者本身是行业技术专家；

5）对于标准、质量偏差，应该具有极高的机会成本，从而避免企业经营者的侥幸心理；

把制定工业产品标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工程目标就是整个社会工业产品，在社会可容忍的监督成本范围，达到可以接受的质量标准水平。以上暂定为系统工程目标，BMP中，称为业务项目目标。如果上述指标列举不全，欢迎补充。但是任何补充不应违反以下原则：

1）单一性目标原则。同样是“处处必守，处处不守”的原理，以上标准，确定了企业必然是以逐利为目标的，绝不可以增加另一个企业目标，象“社会效益”。用张维迎的话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对所有人负责，就等于说对整个社会都不负责”，惨遭马列邪教教条毒害的小左们，只知道“资本家追逐暴利的天性”，却不知那是社会分工中，作为企业这个社会角色的天职。邪教小左们，比文盲还无知七分！

2）人性维私的原则，也就是中国古贤之“人爱已，爱家，爱父母，乃人之天性”（孟子）；也即今天西方社会的人权观念；违反了这个原则，要求人人学雷锋，这个社会产品质量标准，就根本没有执行的可能性。因为，人性本私。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看看西方，如美国，是如何达成工业社会的产品标准管理。

1）西方工业社会，有标准，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吗，没有一个“剥消压迫同胞”的工具，所以，标准，不是国家标准，而是行业建议标准。西方的标准，一般是由民间行业协会组织，委托大学科研人员制定，象XML标准。由于西方社会没有国营企业，也就没有国营买办利益集团，因此，行业协会不象中国那样，是官办民营。因此，没有法定的官方标准，也就不需要相应的政府监管机构。

2）对于从业者来说，可以声称自已符合某种标准作为卖点，象firefox。但是，也可以保持自已的标准作为卖点，象微软。不符合行业建议标准，不象中国一样，是“违法”行为。大概是因为，中国除了古代颇有争议的几大发明，近代是以禁止发明创造为荣。

3）欧美工业社会的主要产品价值来自于对卖点体现的高溢价，以及对高溢价的维持（品牌）。维持高溢价的品牌，依靠的就是相应的质量标准的保证。质量，就是金钱、就是超额利润。原始工业社会的文盲邪教代表马克思，无知到声称“资本家为了100%利润可以杀人”。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可口可乐成品和原料售价比是3000%毛利率。就算是大规模生产的代表，亨利福特的T型车，原料售价比成达到200%！IBM的克雷计算机是10000%！良好的品牌加上相应的质量保证，可以获得比任何犯罪都要高的利润。所以世界上的聪明人，都没有必要抢银行。马克思是150年前的文盲，不知道这些品牌故事，还算情有可原。但是极左汉奸愤青，他们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唠叨企业合法追逐利润？原因不见得是因为资本家的私心，而是极左愤青奴役同胞的私心，那才这些邪教徒真实的灵魂写照！

4）无论欧美工业社会制度如何完善，术业有专攻，消费者毕竟不可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平心而论，中国消费者的专业水平，绝对超过欧美，不信，你到美国调查一下三聚氰氨、苏丹红，有几个人听说过的？那么，欧美社会用什么办法保障消费者利益？————严惩恶劣后果制造者，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有心，或者还会上升到刑法伺侯！但是在中国，由于有超过民族利益的国企买办集团存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对付民营是穷凶极恶，对付国企？据说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能让国家吃亏”。

5）第4条的严惩实际上也就达成了西方自我管理的产品标准的目标“对于标准、质量偏差，应该具有极高的机会成本，从而避免企业经营者的侥幸心理”。相比之下，对于中国国企，或者官商寻租性质的“民企”，犯罪机会成本，几乎等于零！这样，所谓的政府加管管理，“反垄断”，无非是合法地清除新兴竞争者，消灭所有进步而已。

可见，西方是一个要求各个企业自我管理产品标准的过程。根本的要求，是客观陈述。客观陈述！并随时真实回答公众的疑问。同时，对任何陈述不足、陈述错误所造成的公共损害，以消费者至上的原则，作最大限度的赔偿。前者，需要社会“新闻自由”的监督，后者，需要让国企、政府特权淡出经济利益。显然，在中国，由于国企与寻租利益，与D及地方政府、官控媒体达成利益共同体，这样的产品自我管理标准，客观环境也不算太支持。

按照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看象奶粉的产品标准如何在西方自动达到安全的高质量标准。（婴儿奶粉产品无法中外对比，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母亲是没奶的哺乳动物）。首先明确，加三聚氰氨本身不是违法行为，但是隐瞒危险处方，特别是当公众已经有反映、质疑，还否认、及不承认潜在的副作用时，就是明显的犯罪行为。相反，象曾经的苏丹红事件，只要企业没有隐瞒，或者公众质疑时居实提供临床无害证据；（临床实验确实证明剂量远远没有达到不良反应程度）。那么，企业添加苏丹红就是合法行为，而消费者可以选择放弃购买。而且，经此事后，企业应在产品上标明“本品含苏丹红”。类似于“吸烟危害健康”。这样，就在公开性的原则上，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而不是由饱食终日的公务员天生就是行业专家，去取决。

同样，以此标准衡量我国另一样产品风波，如烟的尼古丁含量，就是百分百合法。如烟并没有隐瞒尼古丁含量，同时，有临床实验证据证明“尼古丁确实不是致癌物质，并对于延缓脑神经衰老（老人痴呆症）有明显效果”。因此，在如烟风波中，真正违法犯罪的，不是如烟，恰恰是煽起风波的记者、炒作媒体！他们有虚假陈述、煽动、侵害公共形象的嫌疑。罪名成立，同样面临高额的赔偿、关门、破产，以及最高监禁十年的处罚，————西方新闻自由，却是有严厉的行业约束的。

如果说自我管理，自我真实陈述构成了自我约束的底线；对陈述内容经济赔偿责任就构成了约束的硬性要求。整个过程，根本没政府什么事。一个人也不用养！那么，多家奶粉公司就可以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建议性的行业标准。美国相关的奶粉行业标准（民营）和中国的国家标准相比，指标比较低，同时只有下限，没有上限。达不到这个标准，只需要不带上相关标准的标识，就是合法行为。但是如果造成如三鹿这样的不良后果，就要以对消费者和潜在受害者负责的姿态，处于高额的罚款。罚款除了补偿现实受害者，会组成一个专项基金，而不会象中国一样变成另样税收，罚款收入国库。国家奴隶主是没吃亏了，消费者吃亏，民族经济市场萎缩了，能收的正经税收也就少了。以此观之，一些人希望单纯重罚三鹿就可以吃上安全奶粉，只怕是适当其反。因为，中国的罚，和消费者无关，和受害者无关，和公关赔偿无关，“收归国库”，等于是另一种税收。而三鹿事件，只怕就是因为社会税收过重，购买力下降太多，为达成成本平衡不择手段所致。

国家产品标准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硅胶隆胸，当发现严重的副作用时，被法院勒令停止使用，（注意，是法院，不是政府），并且，经营商面临高额索赔。但是，由于这种副作用经营商原来也不清楚，没有知情不报、隐瞒的情节，所以不是犯罪，只是赔偿，即便破产，“倒了民族品牌”，还是要赔偿。消费者利益，就是最高价值的民族品牌。消费者利益，就是最高价值的民族工业基础。美国人，对此的认识非常清楚。今天，硅胶隆胸又合法化了，不是因为它没有副作用了，而是因为，消费者发现，任何隆胸手段都有副作用，硅胶隆胸作相应的技术处理，能够保持效果，而降低相应的副作用。因此，它经上诉法院裁决（注意，又是法院，不是政府），又合法了！但是，生产商（手术经营者），必须声明，这是硅胶材料，并且将可能的副作用告知消费者，由消费者去选择。

最后，我们看看美国最严格的FDA审批，到底“国家管理”到何种程度。我们有一些代理产品，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医疗器械，经过FDA的。对此，有一点了解。令人吃惊的是，整个FDA，根本没有任何审批环节！（没有审批？那什么是FDA啊？）。FDA，实际上是一个报备过程，一个涉及到用药三期双盲实验的报备过程，报备的是真实的技术资料，和三期临床实验的数据。换言之，FDA要求的是过程，不是结果。只要过程、资料是真实的，就算死亡率是90%，也让医生和患者，即消费者去选择，前提是，所有涉及到副作用，必须真实地在临床实验中体现出来。90%死亡率也可以？是啊！想想看，如果狂犬病死亡率降到90%，是不是重大突破？

由此，我们或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欧美工业社会的国家管理，标准非常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字：真实！欧美社会政府除了要求“真实”，本身，避免直接发挥无比的先进性，作N个代表，去代表社会，代表消费者，选择产品的消费、技术、成本的发展方向。政府、法院，在购销双方，永远保持中立。而一旦出现“国企”这样超越社会利益的成分，中立，从何谈起？中国经济之腐败、伪劣产品之泛滥、社会诚信的缺失，只怕是天生的。尽管，是张五常教授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不知张教授跑去鲜血结成友谊的那个金家天堂里，是不是会说是更好的制度？）

让消费者去选择，真实陈述，产品责任无限负责，消费者合法利益至上，构成了欧美工业社会廉价而高效的，几乎没有任何政府管理成本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这是不是“不管为管”，无为大治？比之中国处处设关，最终管为不管，效果如何？西方工业社会四百年，这样的经验还有很多。但由于是和马列邪教教条处处冲突，与现实国企买办既利利益集团处处冲突，所有的学习都被称为“全面西化”,被极左恶棍坚决拒绝，仅仅维持他们并不怎么幸福的“特权地位”。

归根到底，欧美工业社会，是一个要求生产者的供应，消费者的购买，都要对自已负责的社会。而中国在马列邪教毒害下，取消了特别是生产者对自已负责的天然权力，改由国家负责。监督的成本负担，实际上令国家承担不了任何负责。结果，特别是拥有经济特权的国企利益集团，处于没有任何约束责任的状态，尽管，口头上社会责任、社会效益高调唱个不停。当一些惨遭洗脑的人仍在背诵“资本家为了300%的利润”的邪教教条时，毒奶粉，就在这种圣诗，源源不断地从他们的国企圣殿中流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