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到李天一，受害人举证观察违法犯罪，及律师伪证罪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4-07-06 22:49:31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uwuf.html

李庄案与李天一水军轮奸案，理解“受害人举证”对法治的根本性；

“违法”能够被升级为“犯罪，严重犯罪，意味着“无受害人举证”的极权起源；

以“受害人举证”观“律师伪罪证”，滑稽得应追咎“提出、论证、动议”该罪的所有人的学术资格和公职

笔者在李庄律师案，以及诸多的“违法成为犯罪案”中，针对诸如薄熙来集团的水军，和愚民中比较广泛的误区，指出中国法家暴政文化中的公知，常常长着“公诉人的大脑”，或者说“统治者的大脑”，尽管他们可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利益每天都侵犯，他们自已天天被法家暴政象监视畜牲一样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这些愚民和公知，却偏偏用统治者的大脑，迫害被他们视为“更卑贱”的“更下等人，嫌疑人”，哲学功能极其发达地“欲加之罪”，还时刻不忘“严刑峻法”，恨不能再次制造“千刀万剐”的直播凌迟。

ps1:想起了鲁迅描述传统中国人，对凌迟直播的偏好；

法家暴政偏好的“违法成为犯罪”的习惯和法律。违法，意味着没有具体的受害者；没有具体的受害者而成其为“犯罪”，甚至成为“严重犯罪”，则必定是马恩毛狗等公知起哄的“公益诉讼”“社会利益是受害者”这类的理由，——>特别强调“受害者”！当受害者不必具体，而可以用“社会，社会利益，公共”替代之时，欲加之罪的充分条件就具备了，剩下的只是“何患其辞”的哲学辩证，——>这就是《极权国家的起源》！从邓的严打到薄熙来集团热炒的“黑社会”，绝大部分是这类没有受害人的“从违法到犯罪”的案件。

所谓“长着公诉人”的大脑，是指一个传统社会中的愚民，习惯于把道德替代为法律的“道德治国”，因此就很容易将“被公权指责为道德不良的行为”（违法），按照“严刑峻法，增加违法成本”的思路，毫无阻力地将其上纲上线为犯罪，而不需要法治社会中，任何能够成其为“犯罪案件”所必须的“受害人”此一必要条件。此即所谓“没有受害人的正义”。在李天一案中，水军的哲学相当发达地，一面把“违法”的帽子扣到了公众的头上（如那位李蒙记者），一面却又指责关注此轮奸案的公众“长着公诉人的大脑”。

这一案例可以帮助公众理解，“受害人举证”对于法治而言，作为逻辑前提是多么地重要。如果撇除“受害人举证”此一前提，则李天一水军的指责就未必站不住脚了，从而将一起轮奸案，变成了“妓女阴谋集团的水军”和“未成年人同者者”之间的此派彼派。这正是李天一水军集团所致力的，因此他们也把公众称为“妓女阴谋集团的水军”，甚至成了“美帝国主义唆使妓女诱奸五个小英雄的阴谋事件”（想象力挺丰富的），因此他们才抬出了“未成年人的社会利益”，在将公众上纲上线到违法犯罪！也把李天一轮奸降为违法层次。

ps2：想起了几句成语：先下手为强，恶人先告状，恶人诬告全是恶状；

但是在“受害人举证”的条件下，李天一水军的哲学，既不能让他们盗用李庄律师案中的律师清白，也不能切割于轮奸中表现的极恶，反而暴露了他们与薄熙来毛狗集团之间，千丝万缕般的关系。试看李庄律师案中，就算李庄“辩护律师唆使被告伪证（否认控罪）”罪该万死，试问李庄犯罪的具体受害人是谁？难道是受害人请律师为自已辩护，是意图伤害自已吗？被告否认控罪是意图伤害自已吗？如果被告作为受害者举证“作为辩护律师为自已脱罪的受害人”，则辩护律师就不再是辩护职责，反而是被被告陷害的受害人了。

从“受害人举证”的角度上，被告委托人聘请律师的那刻起，就不能作为“举证律师唆使俺伪证”的受害人举证。在“受害人举证”的逻辑条件下，不但李庄案是逻辑不通的滑稽，而且整个“辩护律师唆使委托人否认（控罪）之伪证罪”，滑稽到了应该追究当初是是那个国产“法学家”提出这种滑稽条文，应将他开除出公职，并禁入法律行业，这绝不是什么“学术分歧”！回到李天一轮奸案中，请问受害人是肯定被李天一轮奸的疑似妓女，还是疑似被公众网络暴力的疑似未成年人？还是被毛狗水军们代表的公众的“社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