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是对侵略的镇压，非暴力是对报复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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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4-01-18 21:23:03

自卫是对侵略的镇压，非暴力是对报复的替代；

根据透明的预设红线而产生的报复，可以是自卫，不一定是报复；

民主法制基于“受害人举证”，是为了确保“报复锁定于侵略者”的自卫效果；

个体条件下的自卫，不能适用“他方举证”，只能按照（法家＋肃反）镇压对自已的侵略；

自卫就是对侵略的镇压，这是必须实事求地自我承认的事实。无论是欺骗他人“自卫是治病救于他人”，还是自欺欺人“自卫是感化敌人”……，都只不过是偷换了自卫的概念。用汉光武刘秀的话来说：“想骗谁？骗天吗？”——>不错！偷换自卫的就是“任何手段镇压”对自已的侵略，所要骗的除了他人，就是骗天骗上帝！对于宗教信仰者来说，意味着最根本的欺骗和背叛！——>连自已也骗了，也自已的上帝也骗了。所以永远记住，自卫是最根本底线的，不计任何手段，也不计任何后果的最后武力，因此自卫是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力。

非暴力是对报复的替代，不是对自卫的替代。但是自卫必须是针对“对我的侵略”，而不是“报复对我的侵略”。前者必须有当时与当人两个条件，后者则甚至可以迁怒于他人：“因为社会对不起我，所以我报复社会的其他人，唤起社会对不公的注意”，——>后者不是自卫！它已经预设了“社会存在着客观的第三方的公正，因此我的报复社会，有助于第三方公正的发现和确认”，这就是公有制的前提；——>恰恰相反，后者是对人权私有的自卫者最经常可见的侵略，也是公有制社会之所以侵略于私有权益的最常见情形，如陈水总。

自卫是镇压对我的当前的侵略，最起码是预防预期将要发生的侵略，那怕有可能误伤于旁人；报复是对已经发生的侵略（常被称为“不公”）的反击，以寻求“对等的损失”，目的是减少被侵略的发生。因为阻止明确预期的侵略也是自卫的目的，因此预定明确反击的对象和反击条件的“红线”的报复，也属于自卫。典型如核报复的红线设定，就符合了“反击目标明确，报复条件透明、预定、清晰、明确”等条件。因此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可能是侵略，后发制人的核报复，反而是自卫。同理如民主法制的公共约束的法之报复也是自卫。

民主法制是基于“受害人举证”的条件下，依先定之法律适用条款（即符合了透明，预定，清晰，明确的条件），从而达到了“明确反击对象”，“预定反击条件”和“减小（公众）被侵略”和通过“法定对等的损失”，争取受害人权益的弥补。因此民主的法制下的法治，是公众对少数侵略者的自卫。反之，公有制所谓“法制”，其惩罚的标准是非个体的某种“社会利益”，不是基于受害人举证的原则；法律条款可能是先定的，但因为是泛滥的、自相矛盾的，不透明的，随意的，而不符合自卫的两个条件，因此只是纯粹的镇压。

公有制的镇压，是对危及公有体制的潜在行为的报复，——>公有体制就是所谓“社会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类的第三方利益标准的真正所指，也是民粹“第三方道德责任”的逻辑预设，——>但不等于个体的自卫就不是镇压。公有制社会以民众共同利益为名，对民众作广泛的镇压，不可能精确锁定对公有制的侵略者，实际上是以“民众之私”为假想敌。民主社会的法治对犯罪的制止，根据“受害者（依法）举证”的原则和法定程序，能够实现对侵略者的相对精确得多的锁定。但是这种锁定的条件，在人权自卫时并不具备。

原因就在于，人权自卫时本身已经处于“人权自我举证＋不可能呼得法制奥援的current”条件下，因此此时“谁是侵略者”已经退守到了自卫者自我判断的底线。反之则成为民主法治中问责于个人自卫是否过当，甚至已经变成是侵略的充分条件：“如果你能呼请公共如警察制造预期侵略的话，就不是自卫的充分条件”。但是在公有制的文化的背景之中，自卫的力量是有限的，侵略于我的目标是广泛的，难以锁定的。这种情况与公有制的镇压不得不奉行（法家＋肃反）的适用条件完全一致，因此此两原则同样适用于人权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