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中世纪德国是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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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2-04-01 20:07:21

封建制度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

临时的国企承包，最终总是世袭采邑化；

卡诺莎城堡中的教皇，皇帝和人民群众；

中世纪德国是贵族党内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封建社会，是君主领导们“唯税是图”的结果。今天中国不明所以然的公知们，则象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一面鼓吹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魔鬼三招而自以为是“爱国主义”，一面把这种政治现象与私有制“逐利”混为一谈，统统称为“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历史上象阿拨斯王朝那样，国民不缺信仰，让君主放心穷奢极欲，很罕见的。

在国家财政危机的压力下，保税运动的政治压力，这些公有制传统的“公知”就不见得理解。如果不是实行整个社会废除国企特权的私有化市场经济，罗马帝国或者基督教社会式的公有制社会，因为信仰泛滥，因为爱国主义成本过高，而亡国灭种的民族命运，就是不可逆转的。穆斯林社会没有出现欧洲式的严密的封建制度，阿拨斯王朝的穆斯林更接近于拜占庭建制，与阿拨斯王朝的内敛有关。

君主在保税运动中，一旦把国企Charter特权交给贵族承包，而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就会象毒品上瘾一样，再难戒除。民间贱民就算转死沟壑，出于税收稳定的讲政治，稳定压倒一切，君主也只能再次表达“向弱者倾斜”的诚心诚意。事实上由于地方人情私属人脉和家庭教育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撤换一个封建贵族，至少在一段波动期内，王室会得不偿失。这种成本规律也导致各地封邑，最终黑社会世袭化。

中世纪的国企Charter特权，从承包开始，到代代继承，最终以长子继承权的方式私有财产化；历史上看并非君主本身上层设计的结果，而是暂时性出借承包，刘备借荆州，有借没回头！除非君主宁愿承受撤封带来的损失，在世袭成为传统习惯法以前（学名“既成事实”）；更换这些趋向世袭的基层贵族领导们。而这种方法的极端，就是莫卧儿帝国和东方帝国的“异地为官，定期轮换，空降领导”。

路易十一以前，法国国王对于各地方贵族的半独立，一点办法也没有。黎塞留集权改革前，“我的下属的下属，不是我的属下”。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改变了中世纪的等级效忠法则，要求所有贵族向国王本人效忠。表面上是削弱了高级贵族的权限，实际上是将基层贵族（男爵）变成了共进退的集团。到约翰王要求他们加税，被他们集体拒绝时，大宪章便作为国王与贵族们的约法，诞生了。

对比可以看出，日本德川幕府对诸侯的权力，逊色于路易十四在黎塞留的改革以后法国王权，但是比英国国王的权力要大。至于德国的诸侯，就实现了更彻底的党内民主，几乎完全把德国皇帝驾空。享利二世借口林茨伯爵欠税多，打算林茨伯爵荣退下岗，换一个心腹上岗。结果林伯爵上访到教皇处，声称作为林茨黑社会老大，经历了他家九代单传，林茨央权的特权早就是私有财产了。德国诸侯一律同意。

得到了教皇和诸侯同情的林伯爵，联名要求皇帝收回成命。贵族同仁们甚至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愿意为林伯爵的欠税担保，让林伯爵借钱还皇帝的税债，好保住在林茨当山大王的国企特权。德国皇帝最终只好收回成命。这一事件已经反映出德国贵族集团对皇帝的戒心。这种戒心在卡诺莎城堡事件中，成为格里高里教皇的杀手锏。德国贵族集体响应对皇帝的绝罚令，享利四世只好跪在雪地里，向教皇求饶。

卡诺莎城堡事件中，表面上是教皇权威高于皇帝，实际上是皇帝已经不能控制他的诸侯。当皇帝私下向贵族集团让步，承认他们对各型国企私有化的特权“神圣不可侵犯”，换取贵族的倒戈时，就轮到了格里高里教皇逃难，最终死在那不勒斯。皇帝对教皇的“胜利”其实无关紧要，因为皇帝对诸侯的权威已经丧失。德国贵族最终得到了“选帝”的民主权利。中世纪的德国其实是一个贵族党内民主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