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发现了”边际效应和帕累托累积

标签： 马歇尔 奥地利学派 瓦尔拉斯 杰文斯 边际效用 帕累托 门格尔 戈森 李嘉图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1-02-12 20:09:15

四位发现“（各不相同的）边际”的经济学家；

杰文斯的“边际”是说“外汇太多没鬼用”；

中国古代也发现了“瓦尔拉斯边际效应”——>”物以稀为贵”；

自由脑残范式“忽悠言论自由，脑残自领其罪”；

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将“边际效用”混同于“边际效应”的动态平衡，然后将“平衡”偷换成“当前状态必定是长期动态后的平衡”即均衡。边际效应被等同于“均衡”，并不仅仅是“现实存在就是合理”，而是附加了一个逻辑断言：“历史任何动态过程都已经在历史中结束，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实现了平衡状态”，这样就将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种种边际”，变成了“当前就是边际”的均衡。

希望在字里空间区别马歇尔是“局部均衡”，瓦尔拉斯是“全局均衡”乃是“小狗屎和大狗屎谁是真正的狗屎”的真理命题。年轻时的弗里德曼则称，马歇尔是文字表述“全局均衡”，瓦尔拉斯开创了数学表述的“全局均衡”。考虑到瓦尔拉斯实际上表达的是短缺原理，而马歇尔的经济学著作是多逻辑的文学体系，所谓全局与局部之所谓“均衡”，纯属个人哲学的“流动性偏好”——>随时可变！

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等，是公认的“边际名词”的动议者，——>因为他们的边际很大程度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所以很难说是“共同的发现”。戈森最终阐述了财货的边际效用而被奥地利学派承认，却因为沾染了“个体效用的奥地利邪派”而被主流经济学所抛弃。没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英国杰文斯成了边际三人组的第三位先知。因为瓦尔拉斯是法国人，而新教主马歇尔需要一位英国先知。

杰文斯对边际革命的伟大发现，是在杰文斯意外逝世后，德语（奥地利）门格尔和法国瓦尔拉斯的发现已经广为人知后，由杰文斯太太在杰文斯的1866年个人日记里意外发现的。但天主教的杰文斯一直反对新教信仰的李嘉图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也就是英国当时廉价出口屯积金银的政策（相当于中国低估人民币屯积美元），所谓边际实际就是说“外汇太多没鬼用的”，杰文斯的名誉是含金量。

瓦尔拉斯的边际实际上就是稀缺（短缺原理），杰文斯的边际效应的描述（商品效用是商品数量的负相关连续函数）类似于瓦尔拉斯，但都不比戈森Gossen更早，也没有象戈森，将边际函数与交换理论联系起来。戈森的边际函数的数学描述比不上杰文斯和瓦尔拉斯，而在交换上的边际效应则不及门格尔的个体判断标准的“边际效用”定义全面而精确。

这四位学者一般公认是边际效用发现者，另外还有几个学者与边际发现有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位学者的“边际”固然可以转弯抹角地解释成同一种现象（规律），但也可以在精确定义的要求下，暴露出明显的歧义。由此而引出了均衡诸主流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类型的大分裂。如果是以瓦尔拉斯的稀缺论而言，则传统文学家完全可以称“中国古代发现了”边际原理，即所谓“物以稀为贵”。自然杨朱也发现了“帕累托累积”，所谓“拨一毛以利天下，吾不为也”。

“边际革命”确实革了古典经济学的命，而门格尔提出的“边际效用”则革了主流经济学的命。所以过分关注“谁发现了边际”，甚至“谁先发现了边际”，是毫无意义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边际确认后，马克思主义这种完全不符合逻辑要求的“理论”仍能枉送亿万东方人的生命，而西方英美旧式资本主义社会（马歇尔主义）中的“主流权力”，却能将边际效用的否定意义，成功边缘化上百年？

仍然回到我们认识社会的常用方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几位发现者谁发现了边际，也不在于他们各自认为的边际是什么，而在于后世利用他们的发现的人，象马歇尔和费雪以及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各自认为“被发现的边际是什么”。此法已经成为本博的一种范式，即“忽悠自由，脑残自负”（法学依据是“言论自由”），不妨称为“自由脑残范式”；如“马克思忽悠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脑残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