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是大势所趋，言论自由就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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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民主宪政通往奴役之路

时间： 2011-11-06 21:51:10

私有制是大势所趋，言论自由就是大势所趋；

社会中层特权者没有感受到公有制的没落；

民粹冲击波是公有制没落时，传统文化复辟公有制反复挣扎；

言论自由是私有制的产物，没有人权就谈不上言论自由，因此，攻击人权者将自然失去言论自由。因此如果公有制是效益好的，或者小奴隶们老实等死，任由毛跃进那样被奴役至死，也没有任何反抗的；那么只要还有小奴隶可以役用，言论自由是不必要的；放松言论自由，反而会动摇公有制社群的凝聚力。这就是目前在朝鲜的情况，也是文革时人民群众流着眼泪拥护大救星时的精神状态。

因此如果不是公有制社会，效益缺陷带来了崩溃的信号，希望公有制自行放开言论控制，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崩溃的信号，要挽救公有制的崩溃，而保持言论管制，也是不可能的。崩溃的信号，没有人比得上公有制“独裁”的那位更清楚了，用米塞斯的话来说，“苏联幕后的那样经济沙皇，比谁都知道公有制玩不下去”(1936年)，——>当时是苏联五年工业计划最辉煌的时侯，同时饿死了几千万人！

由此得出一个逻辑结论，一个传统的公有制社会，如果出现了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私有化进程）的言论自由，必定是“独裁那位”的努力，只有他得到崩溃的信号最多，也只有他有权力拧开言论管制的泄压阀；——>这是那些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BUG摧残了大脑的怪胎民主派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显而易见的事实。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东方邓的改革，从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偶然的。

但是“独裁者”拧开了闸门，未必真的要搞私有制，而更可能是想引进私有制的成分，挽救没落的公有制组织，如国企。这是坐享公有制既得特权的人的最常见的自利反应，自中国150年前大清帝国“中学（专制）为体，西学（科技）为用”和五四的“德（道德治国）赛（科学技术）”以来，就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戈尔巴乔夫这些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挽救公有制的没落，也完全可以理解了。

问题在于，作为“独裁者”支持力量，同时也是钳制“独裁者”的统治阶级们（国企特权工人就是其中一部分），对于崩溃的信号并不完全知晓。这一方面要怪中苏社会主义时代的信息非公开；而将信息开始流通后暴露的危机局面，归因于“言论开放啦，道德堕落啦，没有信仰啦，贪官腐败啦”；其次就是“既得特权地位”，无论是多么低贱的小贵，对比贱民都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惬意，如阿Q，孔已已。

因此所谓的“言论自由”，苏联戈尔巴乔夫这样的独裁者，私有化进程中的先天条件，远远不如象西班牙的佛朗哥，南美的皮诺切特等“极右独裁”。原因在于后者的独裁，实际上是建立在城市中产和商业的私有者的支持上的，换言之，他们独裁的宗诣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以对抗如西班牙共和国，阿连德（智利）和庇隆（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民粹运动。私有制在这些社会看来，理所当然。

所以南美这些“极右独裁”在私有制民主进程中，放开言论自由并不会导致民粹冲击波。阿根廷近二十年最大的“动乱”，无非就是千多位“大西洋底去的人”的母亲，要求政府披露这些失踪人士的下落而已。原因就在于，这类极右独裁的“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支持言论自由，并且其私有制的组织力量，如果有必要抵抗再次兴起的民粹风暴，可以再次组织起来自卫，那怕被称为“极右独裁”。

而戈尔巴乔夫们的统治阶级，却是公有制里特权食利的特权分子。在民主化进程中，他们如果不是直接反对任何私有利益的言论自由，（象今天乌乡毛左的居高临下的理性主义），就是直接利用言论自由，在上组织８１９这样的反政府政变，在下组织通钢这样的黑社会事件。与此同时，那些体制外的怪胎民主派，一仍是回归公有制的理想，二则受马克思主义的BUG误导，火力对准了“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