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要外卖小哥“感恩党”，中共真够无耻

中国多省市正在展开大规模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的专项行动，大批店铺关门外卖小哥被抓。（视频截图）

哪里人多，行成了群体，中共的黑手就会伸向哪里。越是人多，越是如此。

这不，日前，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文件，明确要求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做好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引导从业人员“听党话、跟党走”。

更可耻的是，文件还要求引导网约配送员“感党恩”。

此消息一出，微博和X（前推特）上一片哗然。

据Newtalk报道，中国网友纷纷留言质疑：“市监局实在没活干就去送外卖吧，这写的都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强制给外卖员买五险一金再说吧”“办实事不行吗？”“有特供食品、体制内工作、上学和医疗享受特别待遇时，党有没有想到这些网约配送员？”“外卖员本身就是被排挤、被盘剥的群体，还要他们感恩，还有没有天理？”

所谓网约配送员，就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外卖小哥。

为何我说中共要求他们“感党恩”很可耻呢？

因为中共于外卖小哥不但无恩，而且正是因为生活在中共国里，他们的生活才会那么悲催。

近年来，随着大陆失业率高企，大量失去工作的人涌入外卖行业，外卖小哥的数量急剧膨胀。据悉现在全国的外卖骑手数量约为1300万人。以美团为例，从2020年到2022年，骑手人数从470万增长到624万，增幅达到32.8%。而到了2023年，美团骑手总数已经超过了700万人。

论收入，外卖小哥比大多数打工者都高。但外卖小哥却活得很苦，活在社会鄙视链的最底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外卖小哥工作环境艰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都得在露天奔波，工作时间又长，而工作危险系数却高于一般职业，福利待遇就更差了，还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总之，付出与收入严重不成比例。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往往都是在找不到其它工作时，才被迫去送外卖。

2022年，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兼职当了一个月的骑手。

他在《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一文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外卖小哥真实的生活。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他们的生活，那就是“苦”。

怎么个苦法？
文章说，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他们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派送处集中，派送距离短，派送时间短。就此而论，比别的骑手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只允许休息四天，哪天休息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拚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得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一个外卖哥，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如果骑手出车祸了怎么办？
文章说，每天扣的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

那么，在国外送外卖也是这么苦吗？
非也。作者说，他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