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下一次疫情世界会再次封锁吗？

【大纪元2024年11月28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新冠疫情应对措施造成的弊大于利。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是通过过分析和回顾查阅大量有关各种问题的学术研究得出这一结论的：超额死亡率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心理健康对经济的影响，贫穷，粮食不安全问题，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凯文?巴多什（Kevin Bardosh）博士说。

巴多什（Kevin Bardosh）博士是一名医学人类学家（medical anthropologist），也是伦敦智库“Collat????eral Global”的主任，该机构致力于改善全球大流行病应对措施。

“公共卫生领域一直存在着在威权主义立场与更古典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理念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他说。

四年过去了，我们在新冠（COVID-19）危机的集体因应措施方面学到了什么？如果未来再次爆发大流行病，我们的社会又会如何反应？

“仍然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行业——一个大流行病行业——认为自己做得很好，而批评他们的人是在传播错误讯息”，巴多什说，“我认为这确实需要改变。”

他还讨论了新冠疫情封锁对全球造成的影响，从肥胖率的上升到贫穷率的上升。

“自2000年以来全球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因学校关闭而全面倒退。”巴多什说。

全球视野下的流行病政策

四年过去了，我们在集体应对新冠危机的因应措施方面学到了什么？

“我认为我们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政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巴多什博士说。

他从全球角度进行了回顾，“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是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亲身经历过的一场危机。有趣的是，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全球危机中，既有病毒的传播，也有信息通过现代技术系统的传播。这引发了各种连锁效应，包括恐惧的蔓延。

“全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实施了封锁，这是以前从未尝试过的。这是一场政策实验，我们实施的这些政策在新冠疫情前并未被建议使用过，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都实行了封锁政策，并受到特定科学假设和精英的引导，而贫穷国家则听从这些建议。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确实知道，这些国家因封锁和其它政策而遭受了尤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且他们在降低死亡率和健康效益方面并没有真正获得太多益处。

“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对如何应对类似新冠的流感有一定的认识，如果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2019年流感疫情应对计划，它列出了我们在世界各地使用的所有NPI（非药物干预措施）。基本上他们的结论是证据很薄弱，建议不要使用：学校停课、封锁、测试和追踪、边境关闭等措施。我们全力以赴对付这种病毒，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改变局势。

“我们应该追寻那种在平静时刻建构起来的经典智慧。我们可以说，这背后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即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反应过度的倾向是人类社会的战斗和逃跑反应的一部分。我们经常用军事用语来描述疫情的爆发，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群体和从众心态。很明显，入侵者即将到来，我们需要进入战壕，对吗？我们也需要做出一些牺牲，因为这是一场战斗。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人们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也知道过度反应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疫情蔓延，我们放弃了这种认识。基本上，如果是20年前，我们就不会实施封锁，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数字基础设施来支持在家工作。

“我们掌握的关于这方面的最佳数据来自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他们估计，在2020年4月全球封锁最严重的时候，实际上世界上只有17%的人能够居家工作。我们可能认为封锁是一个成功举措，但实际上全世界只有大约5亿人能够真正待在家里。

“因此，我们奉行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感染控制政策，但从社会性质来看，这是不切实际的。认识到这些影响正是我工作的重点。”

武汉封城世界复制

疫情初期，武汉的封城被中共视为成功经验，后来在其它地区也复制了这一做法，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可取的方法？

对此，巴多什表示：“在疫情初期，《卫报》曾批评中国（中共）的封锁措施，称这是一场人权灾难。但一周后，他们又说，英国需要封锁。弗雷迪?塞耶斯（Freddie Sayers）在《Unheard》节目中接受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采访时，提到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知道，们从未想过能在民主国家实行这种措施，但是中国（中共）做了，我们都想，哦，我们就这么做吧。’

“有一件事必须意识到，那就是封锁政策的起源也与数字化有关，同时这也与中国在禽流感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爆发时的应对有关，他们扑杀了数以百万计的禽类，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军事应对措施，这正是中国疾控中心逐渐成型的时期。

“然后在美国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推出了生物安全模式，包括大规模监控，以及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领导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权力集中。这种模式带有一种特定的视角，认为这些生物威胁是对国家生存的重大威胁，因此这表现出一种中央集权的倾向。

“公共卫生部门采取了非常家长式的立场，它认为自己最懂得如何应对：我们不信任大众能够理解风险，因此我们要告诉他们必须做什么。它基本上扮演了警察的角色。问题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并不对等，他们不了解你或我的生活。其中最荒谬或最具说服力的反对例子是，有多少公共卫生官员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规则。”

这些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弊大于利

作为专家，巴多什从统计数据分析说：“我认为，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弊大于利。我通过分析和回顾关于各种问题的大量学术研究，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例如，超额死亡率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心理健康对经济的影响，贫穷问题，粮食不安全问题，对教育的影响。

“我只是选择了一些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大多来自于联合国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到2022年全球有4亿人陷入贫穷。要知道，将2021年和2022年比较，有3.5亿人陷入粮食不安全。就教育影响而言，自2000年以来全球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因学校关闭而全面倒退。

“大约是两年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估计，学校停课导致学习成绩下降14%。这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中，每八名学生中就有一名未达到基准水平。某些国家的学校停课时间很长，长达200天。这不太合理。

“举例来说，我曾在乌干达工作过两年。当时那里的学校关闭了两年，在该国北部非常贫困的干旱地区，他们有疫苗接种的要求。然后与此相比，邻国坦桑尼亚没有这些要求。结果坦桑尼亚的情况更好，因为他们没有那些附带的伤害。我们有一些例外情况，如瑞典、尼加拉瓜和坦桑尼亚，这些国家并没有采取极端封控政策，总的来说，他们的结果更好，因为他们的民众没有受到这些附带影响。

“我再提一个有趣的关于新冠的事实，这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疫情开始到2021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共花了17万亿美元，但其中只有8%流向了卫生部门。这是一场世纪大流行病，但仅有8%的资金真正用于应对卫生问题。”

流行病疫情激增下的政策应对

巴多什博士说，“这又回到了政策应对的问题，各国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努力应对其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我认为确实需要做大量工作来思考，医疗保健系统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些不可避免的呼吸道病毒激增，以及正在传播的其它疾病。

“目前德国爆发了马尔堡病毒疫情。美国有禽流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非洲的猴痘疫情为紧急状况。我不同意这种动辄使用紧急状态的过于极端的做法。但无论如何我认为需要有一些创新的思维，来应对疫情激增的情况，接受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并制定替代策略，比如精准保护，这也是《大巴灵顿宣言》的提议之一。”

正在进行的研究

对此，巴多什博士谈到了他们正在进行的研究。

“我们有一个由到50至100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全球网络，我们正在进行各种类型的研究。我个人有两项研究即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主要针对免疫接种要求。

“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封锁和所谓的NPI（非药物干预措施）的问题。我也撰写了大量关于北美的免疫接种要求以及欧洲的数字证书的文章。我们的研究首次估算出有多少美国人因为免疫接种要求而失去工作，此前并没有研究显示有多少人因此失业，以及这些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当结果出来时，人们会感到非常震惊——涉及数百万人。

“回到信任问题上来说，这些人可能会对公共卫生机构终生心怀不满，因为失业会带来各种影响。这反映出新冠疫情中的一个讽刺现象，因为通常在公共卫生部门中，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你理解健康的核心部分。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二篇论文实际上，与监管问题有关。我们的监管机构面临科学诚信危机。因此，我们重新分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莫德纳（Moderna）疫苗的最初的风险收益评估，特别是针对18至25岁的年轻男性。他们模型中的假设是非常不现实的，这项风险收益评估被用来授权莫德纳疫苗在美国的使用。我们用不同的参数重新分析它，结果发现风险收益的结论发生了翻转。呈现出负面结果。

“因此，科学界需要进行大量的重新分析与反思。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参加了相当多的流行病会议，我在这些会议上表达的一些观点通常被边缘化。目前仍然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的行业——一个大流行病行业——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并认为批评他们的人是在散播错误信息，我认为这确实需要改变。”

难道真的还会再次封锁吗？

最后，巴多什博士谈到了人们关心的问题：未来我们难道真的还会再次封锁吗？

“针对新冠疫情，诞生了一个新的流行病策略。这就是所谓的‘百日行动计划’。这是由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签署的，并且得到了北美和欧洲科学界的支持。这个计划的理念是，下次若再有大流行病，我们会封锁100天，并在100天内准备好大规模接种疫苗。这段时间对于进行安全性研究来说是极短的。他们必须重新评估如何理解随机对照试验（RCT）和安全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