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晋峪：为一“爱共”痼疾者写生

【大纪元3月15日讯】来自大陆的华人到了一起爱谈谋生赚钱，然而，前些时候我遇到一位长者，却爱谈政治。此公是60年代初政教系毕业生，谈起话来阵阵左味，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经了他的妙口是闪闪发光，大有希望。我不禁起疑，他在毛共时代大概很吃香走红，才这么起劲当中共的“义务政工人员”。

于是，我插了一句：“人的经历不同，对共党、老毛的感受就会不一样。老毛的祸国殃民，连共产党自己都有总结，毛时代的中国惨象你不会不知道吧？”

此公顿时作色道：“我可不是那种‘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的人。我受的灾难多了，准比你多！”

我心中暗笑，我又碰到一位过去受难多、摆老资格、不肯提过去的“高人”。于是，我用激将法问他：“你是不是往下想说，你都不提过去，我更没资格提过去；你都爱共产党，我更得爱共产党？我可是写过一篇文章专给‘不提过去’的人画像。你说你受的灾难多，你得说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吗。”

此公经这一激，放下“老成矜持”的架子，夹叙夹议着将他的遭遇倾吐出来。我也就此对此公有了一个轮廓了解，描绘出来。算是语言写生，供各位一飨。

** 至今认为父亲有罪

此公父亲当年医术精湛，由“国母”推荐给十九路军，遂任高级医务官员，由此上了“反革命贼船”。45-49年，其父又任上海警务官员，克尽职守，时以“国母”所赠金笔励人自励。49年后，其父隐瞒了历史，凭着个人才能与助人精神当上了工会负责人。然而，58年被发现隐瞒了历史，于是被肃成“历史反革命”，并判10年徒刑。

此公表示，他父亲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敌人，犯了罪，罪有应得，应当判刑。他过去是这样表态，现在也是这样认识。“我们父子情深，但不能因私废公。”他一口咬定，既然共产党得了天下（暂且不论共产党是如何得到的天下），共产党就是合法的，那么国民党的官员当然有罪。“成者王侯，败者寇贼。”

** 至今以不追究其父死因为荣

此公父亲入狱服刑后，他每次探监都鼓励父亲好好接受改造，在大学则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作为校报编辑，认真揭发检举父亲罪行，拥护政府挖出隐藏历史反革命的行动，一时成了学校“亲不亲，阶级分”的活典型。到现在，此公觉得自己对党襟怀坦荡，经得起考验。惟有一丝遗憾——“思想上入了党，组织上没入党。”

62年，其父从劳改农场来信，流露出轻生弃世念头。他马上回信：“党是宽大为怀的，只判十年，说明不是为了消灭你，是为了把你改造成新人，这是给了你第二次生命，要珍惜这次改造机会。将来刑满释放，祖国更加美好，你也可享天伦之乐……”不久，他接到父亲因病死亡的通知。他表示：“我知道蹊跷，但我不愿给组织添麻烦。至今，我也没要求给父亲申冤平反，也没要求调查死因。”我感到他神情凝重，言语却不着调，大约是因“忠孝不能两全”的缘故吧。

** 爱党，为党不懈宣传

“大饥荒”时，其外公和舅舅从海外给他母子寄食品，他都原封不动，拒收退回。后来，其外公见面责骂他母子。“母亲默默无语地听着，我可忍不住了。”他向外公宣传：“党和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看着别人受苦，我们吃你送的东西能心安理得吗？我们要和党共渡难关！”到现在，他还是逢人就说灾荒年是暂时困难，说死了几千万，那是造谣诬蔑。“谁看见了，拿出证据给我瞧瞧！”他这一将军，还真让我很为难，因为我那时不过是个穿开裆裤的孩子，真看见了也不懂。

** 党性强有高人一筹的洞察力

此公上大学前在工厂当宣传委员，上大学后是系里宣传委员，受了多年党的教育，加上天资聪慧，往往洞察先机，让革命家们相形见绌。62年，他感到“三自一包”的苗头不对，于是贴出大字报，指出：“‘三自一包’是搞资本主义，党走错了路，毛主席也无能为力。”那时代有如此“见识”，简直是洞察力非凡，和毛主席想到一块去了。学校对大字报很尴尬，于是对他组织了大批判。批判理由很是暧昧牵强——不提“三自一包”，只说：“党走错了路，难道你要领导党走对路？毛主席无能为力，难道你要代替毛主席？”最后，他的档案留下了挨批记录。但是，领导大概也不甚理直气壮，没有继续升级批斗。以后找个机会，把他这个已留校任教的“烫手山芋”调离了学校。

** 曾以“外行”领导“内行” 革命过头遭了殃

64年搞“四清”，此公被单位作为“烫手山芋”送到“四清”工作组。到了某县，他虽是外行（非党员），但可以对大批内行（党员、干部）搞“四清”。这让他倍觉受党重视，能把自己学到的满腹革命经纶付诸实践了。这是他一生最风光得意的阶段。

文革初起，他回到原单位。因他政治嗅觉灵敏，想毛主席所想，感到单位领导压制了运动，于是与领导争吵辩驳起来。他放狂言：“我比你们会搞运动，我在‘四清’运动中管的党员干部多了。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下他惹了大祸，单位领导怀恨在心，翻出他62年的反党言行以及他父亲的问题，最后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劳改5年。

** 经过反思更崇毛爱党

文革后，此公得到平反。但他嫌忌单位领导在政治上压抑他，聪明才智也发挥不了，于是向上级打报告抱怨，并“含恨毅然”出国。上级单位认为百废待兴之时，把人才逼走，其单位领导难辞其咎，遂改组了其单位领导层。

此公于80年到北美，之后，经反思个人，认为自己缺点错误很多，于是给原单位领导写信表示道歉；经反思毛主席和共党，他认为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有错误，文革是有错误，但都是为了把中国搞好。“如果让毛主席再搞一次文革，效果会好很多。而且中国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搞一次。”

我不想和他就此话题打口舌官司，就顺着他说：“那样虽然你和很多人还会挨整，但是国家一定会越搞越好，越加繁荣昌盛。”

他嘎然止了发议论的兴头，觉得我是在恶意讽刺他。“你不生我的气吧？……我在香港见过我父亲的老友，我见过方励之、刘宾雁……他们都很生我的气。”

我正告他，若是二十年前，对他这种自己父亲惨死、自己遭迫害，反认贼作父，为毛共唱赞歌的人，我可能怒从心中起，恨不能一顿“劈崩钻炮横”。然而，岁月挫磨，我自己都得了“爱共病”。如今已是没肝火了，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见怪不怪吧！

通过给此公写生，各位可知共产洗脑邪毒已深入一些人的骨髓深处，成了痼疾。如何治疗这种受党迫害还爱党的痼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邓拓当年的“狗血喷头棒击术”未必有效。对这类人，“心病还需心药治”。除了社会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应当就此“爱共病”见仁见智，提出治病良方外，我也希望心理学家系统研究这种心理现象，提出有益科学见解。进一步，我想入非非希望脑生理、病理学家进行深入到分子水平的研究，找出有效治疗这种“爱共”痼疾的方法。@(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