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讲故事：感恩加拿大——我的第二故乡（上）

【大纪元2024年12月20日讯】

在贾平人生最难的时候，是加拿大收留了她，她对加拿大充满了感恩。图为贾平在加拿大。（贾平提供）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们也奇怪，法轮功有这么多问题，以前怎么没听说呢？怎么不报道呢？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恶性事件？中国是一家媒体发声，不断持续的造假就更迷惑人，媒体的攻心力还是很强的。

有人认同政府，习惯性的认为政府就是对的；也有人认为政府不必大动干戈，让其自生自灭；就是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中，每个人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深度思考。

我妈妈认为自焚是个人行为，说：“这些人怎么了？想自杀也不应该到天安门呢，这影响多不好。”谁能想到堂堂的国家政府会做出这样卑鄙行为。一般百姓知识有限，在持续的狂轰乱炸的造假报道中，人们一时很难辨别真伪。

我因炼法轮功炼好了绝症，同事和邻居都知道。电视报道是遥远的事情，而我是他们身边看得到的例子。我修炼法轮功病好了，给国家省了医药费，单位财务更是清楚。

有一天上级要求各机关上报修炼法轮功人员的名单。那时社会上炼法轮功的人很多，有人看《转法轮》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有人想通过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特别是病人和老人。

有单位按上级要求找法轮功学员谈话，要求放弃法轮功修炼。谁能想到这炼或不炼，成了以后20多年是否被迫害的分水岭，从此冰火两重天，坚持修炼的人甚至被中共活摘器官。

我以前是单位、邻居都知道的老病号，都知道我炼法轮功把病炼好了，也都心服口服。在这特殊的敏感时期，我请了长假（修炼前也经常休病假）。在这期间，我先生帮助我调动了工作，远离了原单位，也躲过了这股妖风。

我妈妈炼法轮功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她们单位书记来家里找她谈话，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放弃修炼，我妈妈严词反驳。我爸爸觉得她说话的语气过于强硬，赶忙过来跟书记说好话，打圆场。因为我妈妈态度不好，接下来单位涨工资就没她的份了；也因为她不放弃炼法轮功，单位也不愿受牵连找麻烦，不久就给她办了提前退休。

我爸爸一生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练就了独特的处事方式，加上电视上的反复造假宣传，他自己就不炼了，因为他炼的时间也不长，也就是在家里，他就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街道是这方面的急先锋，但我妈妈平时与居委会的老姐妹关系都很好，邻居之间关系也很好，打扫楼梯楼道等大家的事情，她都抢着做。派出所来调查，邻居都帮着说好话，不久我父母都去了美国。

艰难的选择

我因“河南艾滋病事件”期间输血染病，因修炼法轮功得到了生命的延续，当法轮大法遭受歪曲和诋毁时，我自然要说句公道话。面对中共一系列造假宣传，我能做的就是告诉百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被谎言误导，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伪案。当时主要的就是发真相单张和小册子。

一天傍晚，我在路边往自行车篓子里放真相资料，一辆警车急刹车在我身边，跳出几个持枪警察从我身后穿过冲向街边门面房。他们是执行任务，并不是抓我的，也许没注意到我，但这次偶遇让我惊醒，万一我发生了什么，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当时一个人带孩子，我决定让孩子出国留学。我妈妈说：“女孩子在国外万一学坏了怎么办？” 我说：“是让她逃一条生路，逃命去。”就这样用最少的钱以最快的速度让孩子顺利成行，办理的中介都称奇。

我妈妈去世前夕，我也到了美国，处理完后事就准备回国。我妹妹考虑到我回国的安全，就劝我留在北美。我出生在中国，自幼生活在那个国度，我深爱着那个国家，深深的眷恋，那是我的祖国，不管成长过程中“西来幽灵”让我经历了什么，但我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炎黄的血脉。

我年轻的时候，父母让我自费去美国留学我都放弃了，我自幼的成长经历导致我十分胆小自卑，自认为也不够聪明。在我当时的年龄，也是在国内各方面收获的季节并享受着安逸。留在海外，一切从头开始，这是非常艰难的选择。

当时正是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共凡遇大事件对国内老百姓都是严加管控，如临大敌。对法轮功学员更是重点打压，我深知这一点。

在国内有位非常熟悉的阿姨因为上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劳教几年，出来整个人都像疯了一样，孩子也受到很大影响，就这样派出所也不放过她，经常到她家里进行各种骚扰。那时我只与迫害前熟悉的同修交往，资料的传递也是单线联系，非常注意安全。

我出国时，由于事出紧急，更怕警察找麻烦，我从北京签证回家的途中就订了最近的机票，匆忙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还好我先生及时飞回来送我上了飞机，直到飞机起飞那一刻，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在美国看到了一些国内不知道的信息，也感到回国将会面临更严酷的处境，也感谢好心人的劝说。由于签证时间的限制，我必须尽快做出选择，我刚经历丧母之痛，还要奔向未知的远方，语言、文化、心里的障碍，经济上更是毫无准备，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恐惧。真有“百苦一起绛”（《洪吟》〈苦其心志〉）的感觉。这让我想起了美国历史上的“五月花”号。

留在北美最让我感到愧疚的是我老爸爸，他不修炼。但因为我妈妈修炼，他也一直没有回国，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一起回去，也在国内购置了新房。我妈妈去世后，他想回国的愿望特别强烈。他希望能跟我回中国，他盼望落叶归根。他渴望在他年迈之际，还能见见老朋故友，但现实是太残酷。

落地加拿大

我在妹妹的帮助下，经合法程序顺利进入加拿大，与女儿团聚。在我到多伦多很长一段时间，我妹妹经常独自驱车数小时来看我，并带来家人的帮助。

我站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那种安全又陌生的感觉，心中充满了对这个新国度的感恩之情，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加拿大收留了我，给了我安全，也许我没有能力为这个国家做什么，至少我能用一颗感恩的心做个遵纪守法的良善公民。

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与我交流，缓解了我当时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也是很感恩的。

到北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看到随处可见的树林，都会想起远方的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我也曾多次想过，万一发生了什么，我也许也会走这条路。如果有片树林能暂避一时也好啊，可是真没有这样的条件，中共对人的管控如同被封闭在铁桶里。

当时我家有空闲房子，我也曾想让流离失所的同修缓解一下，我有工资可帮助落难的同修救急一时，可是不能啊。我家人不修炼不理解，万一在不清醒状态把人家说出来可怎么办！如果因此对大法弟子造成伤害那罪业就太大了，怎么偿还哪？神目如电啊！

我落地多伦多，最开始触动我的是，在小区走路碰到的陌生邻居会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在中国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里，人人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开始真把我搞迷糊了，难道他/她们有什么企图？时间长明白了，是我从小在“斗争哲学”的教育下，对谁都怀疑防备，不是正常人的心理状态，是我自己不对劲了。

在法庭上法官确认了我回国的危险，同意我留在加拿大避难，并给我一定的帮助，不久我经济独立，谢绝了社会帮助。但什么时候回想起来，我都心存感激，那是纳税人的付出。

有一次我在商店买衣服，钱包放在旁边，挑选完衣服后找不到钱包，真把我吓得够呛，这时正好看到一位华人女士，我忙告诉她我的遭遇。她说：“你别着急，你可能记错地方，再找找，加拿大这儿一般是不丢东西的。”我静下心来再找，果真是我记错地方了，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这是我刚来加拿大时的亲身经历，是当时的社会状态。）

在北美要生存要工作必须要会开车，我胆子小反应慢，学车很不容易，教练也嫌我笨，接连两次驾照没考上，更是心灰意冷想放弃。这时有一位朋友鼓励我说，“他考了三次驾照才考上”。我女儿也说：“妈妈，为了你考驾照我们都花了那么多钱，再坚持坚持吧。”当时我们真是数着手里的钱花，每次练车都让我心痛，但终于第三次我如愿考上了驾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