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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12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伊铃采访报导）2024年5月，麦莉来到加拿大旅游。六月底的一天，一通微信通话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妈妈告诉她，家里来了一群陌生人——村长和村书记带着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麦莉知道，她家乡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网格化管理区域，派出所警察一直驻扎在村里。但这次来的，显然不是寻常的官方人员。 村长和村书记看起来异常恐惧。陌生人咄咄逼人地威胁麦莉的母亲：“你立即联系你女儿，让她马上回来报到。如果她不回来，你也别想好过，她也逃不了。她的家在这儿，你在这儿。” 他们还翻遍了麦莉的房间，把书柜所有东西都丢在地上，带走了几本书和一些未发放的传单。那些传单本是麦莉计划在十一国殇日发放的。 麦莉意识到事态严重。“警察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监控我妈妈的微信，还会制造更多麻烦。”为了保护母亲，她不得不断绝与家人的所有联系，被迫滞留加拿大。 麦莉祖籍北京，她的家族在共产党统治前，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家庭。祖上拥有工厂、商铺、农田和住宅，秉承着重德行善的理念，投资兴学，资助穷人上学。 然而，中共建政后，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彻底摧毁了这个家族。麦莉的曾祖父被定性为资本家，所有财产被无情剥夺。 当时的土地改革，本质上是一场赤裸裸的抢夺。在农村，中共消灭地主阶级，夺取他们的财产，建立对农民的绝对控制。在城市，打着”五反”的旗号，消灭城乡民族资产阶级。 麦莉的曾祖父首当其冲。他的工厂、商铺、农田、住宅被全部夺走，仅剩一个自住院子。最终，连这个院子也被抢走，全家被赶出来，只能居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棚屋中。 迫害远不止于财产剥夺。曾祖父日夜被强行传唤，不论白天黑夜，都要被带去“交代问题”。每天，他都要接受批斗、游行示众，忍受难以想像的羞辱和凌辱。 更残酷的是，迫害者还威胁所有亲友与他们家断绝关系。一个曾经和睦的家族，被迫互相疏远。即便亲友们听从命令断绝关系，最终还是在各种运动中遭受牵连。 文革期间，这种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麦莉的曾祖父每天都遭受批斗、殴打，甚至被吊起来羞辱。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最终将他推向绝路，他不堪屈辱，最终选择跳井自杀。 这段惨痛的家族史，深深地烙印在麦莉的记忆中。她的爷爷因此精神受创，几乎每天凌晨三点都会从恶梦中惊醒。父亲因出身问题，直到十三岁才被允许上学，且在学校始终遭受歧视和凌辱。 即便文革结束，迫害仍在持续。麦莉的姥爷努力创立的运输公司，被共产党夺走后，即便多次申诉，也始终无法追回。 “爷爷、爸爸被他们害得无家可归，现在又把我逼到流亡海外。”麦莉痛心地说，“共产党比魔鬼更邪恶，我觉得地狱都无法惩罚他们的罪行。” 这段家族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千百万中国家庭遭受迫害的缩影。从小了解这段历史的麦莉，坚决拒绝加入中共任何组织，并致力于揭露中共的罪恶。  2024年11月23日，麦莉在驻多伦多中领馆前参加抗议香港对47人案的判决。（伊铃/大纪元）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发生时，麦莉还是个孩子，对事件真相一无所知。多年后，她通过翻墙软件了解了这段历史，对中共的残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trajectory，推动她开始制作并发放揭露真相的传单。 2019年6月4日，麦莉如往年一样，走上街头发放纪念传单。返回途中，她环顾四周熙熘的人群，内心突然涌现一股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无助感驱使她提笔写下一首诗，用文字抒发对六四的哀思和控诉。 同年8月，麦莉赴英国旅游。当时，香港反送中运动方兴未艾。她鼓起莫大勇气，独自来到伦敦的中国驻英大使馆门口，手持自制的“反送中”标语，向中共暴政发起正面抗议。 “那一刻，我将内心累积多年的怒火一次性释放出来。”麦莉回忆道，“这种压抑已经太久了，我迫切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返回北京后，适逢新冠疫情爆发，麦莉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策划了一次别具意义的抗议：沿着长安街从东王府井路口跑到西单，每人手持一朵白色菊花。起初，中共警方的管控相对宽松，她们能安全返回。但随着时间推移，警方的监控越来越严密，到2023年，她们甚至无法完成全程。 “周围清醒的人太少。”麦莉坦言，她常常感到孤单和无助。然而，白纸运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看到众多年轻人勇敢站出来，她感到由衷的振奋。 “社会的未来在于年轻人。”麦莉充满希望地说，“他们不仅有勇气，还拥有清晰的思考能力和独立判断。那一刻，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麦莉近距离目睹了社会的阴暗面。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社会底层民众遭受的苦难更是令人心痛。中共严密封锁信息，大量真相被掩盖。为此，她开始收集并将这些资讯发布到境外网路，试图曝光中共统治下的残酷现实。 疫情期间，麦莉致电北京多家医院，询问进口辉瑞疫苗的可及性。医院的回应令她震惊：这些疫苗“专门留给特殊部门”，即高官，普通民众无缘接种。 在麦莉家乡的小镇上，地方政府似乎早已洞悉疫情风险。在封城前，他们采购了价值三百万元人民币的应急物资——方便面、口罩等。然而，在漫长的封城期间，这些物资却未发放给普通民众。 更令人心碎的是，邻近村庄发生了一起饿死事件。受害者是一名来京务工的零工，每天工作挣取微薄工资。连续的封控使他陷入绝境：政府指定的超市物价高得惊人，一颗白菜卖到50元，方便面动辄十几二十元。对于日收入仅百余元的他来说，这些物价简直是奢侈品。最终，他因无法购买食物，活活饿死。 “在北京，竟然会有人饿死，这简直难以置信。”麦莉痛心疾首，“政府只需提供一盒方便面，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这些惨剧从未见诸报端。如同疫情期间无数病逝、饿死的生命，这些故事被彻底抹杀。 麦莉家附近的凉水河，每年都上演着令人心碎的悲剧。或因感情受挫、求助无门，或因生存压力难耐，年轻人选择结束生命。“这些都是将将20出头的生命，多么可怜。”麦莉说，“在一个健全的社会，这种悲剧应该大幅减少。” 这些年轻人的自杀，与中共标榜的“正能量”背道而驰，因此永远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在中共统治下，普通民众的生命如同牛马，毫无尊严可言。 “要像真正的人一样活着，中国人首先必须结束中共的暴政。”麦莉怀着坚定的信念呼吁同胞们：觉醒吧，认清中共，解体中共！ 责任编辑：岳怡 相关新闻：下载翻墙软件浏览原文：母女被迫断绝联系 旅加中国人有家不能归 手机上长按并复制下面二维码分享本文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