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种子】法轮大法在中台湾萌芽点点金光缀台中

《金色种子》封面（博大出版社提供）

【缘起】《金色种子——法轮大法在台湾的故事》这本书主要纪录了法轮功在台湾发展的脉络及一些感人的故事，而这些珍贵的历程也是一部活的历史。

1994年，一对台北夫妻在山东济南的奇妙缘起，上海医师的远渡来台，贵州老翁的花莲探亲，捎来了大法的种子，串起了旷世难遇的修炼机缘。

2016年2月编辑小组逐步展开台湾北、中、南各地的专访，历经录音档听打后再交互查询比对，历经三年，终能汇整集成册。比原来预期的还要艰难。

欣逢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大纪元推出《金色种子》一书全文连载，期望这本书的刊登，让法轮大法在台湾的发展足迹，能够更完整的留下一个历史见证。

接前文）

一九九六年底，任教于台中雾峰农工的邱添喜收到气功同好寄来一本简体版的《中国法轮功》，爱看武侠小说的他翻阅书后附上的李洪志老师小传，读得津津有味：小传里提到，李老师从四岁起接受佛家师父的教导，八岁已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此后，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师父前来传授功法及功理。

读着李老师神奇的故事，邱添喜神往不已，“有机会一定要学！”

原本棘手的工作变得轻松

还来不及学，气功同好就约他寒假一起参加大陆法轮功的交流会。一九九七年二月他与其他台湾法轮功学员欣然一起前往北京。而在出发的前一晚，这位朋友才教会他炼功。十天的北京行后，邱添喜感受到法轮功真是一门好的气功。

邱添喜因为消化性溃疡而练气功，当时已拜师学练了几年，却感到自己停滞不前，身体并未有明显好转。转炼法轮功后，消化性溃疡就好了，清瘦单薄的身子也日渐强壮。

那个时候邱添喜担任学校教学组长一职，这是一份老师们公认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学功后他心想，李老师教导我们要“先他后我”，那该怎么做呢？想了想，他决定先去了解每位老师的需求。

在新的学期里，不论是课堂的空档或是开会的时机，邱添喜都努力地去了解每位老师的需求；不论是面对面的交谈或是透过电话讨论，花了大量时间，他一一的记下大家不同的想法与期待。

每年的课表安排对老师们而言是件重要的事情，邱添喜看着自己纪录的大量讯息，他不断的去设想、归纳，思考着怎么才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安排，最后他发现：大部分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师喜欢早上与傍晚排课，而住在市区的老师们不喜欢傍晚排课。于是他依照这些需求尽力调整，再一一与老师们进行沟通与确认。

他这整个努力的过程，感动了老师们。

邱添喜说，以前做教学组长最大的压力在于处理老师们临时调课的事宜，因为代课老师的安排非常困难，“以前接到需要临时调课的电话就会有情绪。”学法修炼之后，接到这样的电话时，他变得有同理心，反而会安慰对方。

因为邱添喜的所作所为，校内老师们变得更愿意配合临时代课，一件原本让大家觉得棘手的事情，变得轻松，工作气氛变得更和谐融洽，“以前人家都说教学组长很难干，大家都不愿意当。”邱添喜成为他们学校里做得最久的教学组长。

台湾学员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交流会，邱添喜是唯一居住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学员，因此交流会后，中部地区有什么事情，其他学员就自然联系他，比如中区有人想学功，就会通知他；需要活动场地，也请他留意；另外，一些老学员也经常鼓励他举办中区的“集体学法”活动。

邱添喜（前）参加在台中国军英雄馆举办的全台辅导员学法交流，早上到台中公园晨炼。（博大出版社提供）

后来，因为到处教功，奔波不便，于是，邱添喜在台中儿童公园建立了一个炼功点，以方便大众来学炼。

台中第一个炼功点建立

四月六日，邱添喜接到一通陌生电话，是宋明容打来的电话，而他后来建立了台中的第一个炼功点。

宋明容（右一）参加台中体育场集体炼功。（博大出版社提供）

那天宋明容一如既往的打开报纸阅读，读着读着，一个角落里不起眼的启事瞬间变得显眼，上面简短的写着：“中国法轮功，免费教功”。他心里不禁呐喊：“法轮功！这不是我找了快半年的法轮功吗？”

放下报纸，宋明容迫不及待地拨通报上的电话，进而得到邱添喜的联络方式。

邱添喜与他们相约在丰原高商校园里教功，到了现场，除了宋明容之外，还有四、五名气功同好。

那时，宋明容受罕见的“恐慌症”折磨已数年之久，虽已接受西医治疗，但也仅能以药物控制，不能根除。

“恐慌症”第一次病发是在一九九二年，宋明容带着儿子参加公司春季旅游，在景点黑暗崎岖的小山洞探索途中，宋明容觉得呼吸困难像要窒息了般，他急忙抱起孩子从人群中往外挤了出来……后来随着工作的压力、父亲的去世，恐慌症越来越频繁发作。有一回搭火车时，站在密闭拥挤的车厢里，他瞬间感到心跳加速、心悸、呼吸困难、好像快要断气般，那时只想赶快逃离的他，差点从火车上一跃而下……而后他只敢搭乘可随意而停的计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