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学：汤显祖讲究自然音律

汤显祖（1550年─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清远道人，明代末期戏曲剧作家及文学家。（公有领域）

对此音律问题，著者从汤氏所体悟的观念看来，他所讲求的其实是“自然音律”而非“人工音律”。所谓“人工音律”是经由人们的体悟逐渐约定俗成终于制定的韵文学的体制规律。体制规律是由字数、句数、长短、句式、声调、韵协、对偶、语法等八个因素所构成。就诗词曲而言，可以说规律越来越谨严。譬如声调，古诗不讲求，近体诗产生平仄律，词仄声分上去入，北曲平声又别阴阳而入声消失。所谓“自然音律”，是指人工音律之外，无法诉诸人为科范的语言旋律。丁邦新先生〈从声韵学看文学〉一文中，称“人工音律”为“明律”，“自然音律”为“暗律”。他对于“暗律”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他说：

暗律是潜在字里行间的一种默契，藉以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感受。不管散文、韵文，不管是诗是词，暗律可以说无所不用。它是因人而异的艺术创造的奥秘，每个作家按照自己的造诣与颖悟来探索这一层奥秘。有的人成就高、有的人成就低。

可见自然音律的道理是相当奥秘而不可明确掌握的。而我们可以断言的是，文学成就越高的作家，越能掌握自然音律，使得声情与词情相得益彰。著者有〈中国诗歌中的语言旋律〉一文，详论诗词曲中的人工音律与自然音律。指出“拗句”、“选韵”、“词句结构”、“意象情趣的感染力”都属“自然音律”的范围，都是格律家说不出道理而其实是构成语言旋律的重要因素。所以如果只“斤斤于曲家三尺”，也未必能使声情词情完全相得益彰。

著者另有〈《九宫大成北词宫谱》的又一体〉一文，以其仙吕调只曲为例，检视九宫大成之“又一体”滋生繁多的原因，发现有“误于句式所产生的又一体”，有“误于正衬所产生的又一体”，有“因增减字所产生的又一体”，有“因摊破所产生的又一体”，又有“合乎本格而误置的又一体”和“并入幺篇而不自知所产生的又一体”。也就是说，谱律家于“曲理”未尽了了。若此，所制定的“格律”焉能一一教人遵循？

于此，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诸家对汤显祖不守“曲律”的非议：沈璟讥刺他韵协不谨严四声不谐调。臧懋循说他北曲“音韵少谐”。王骥德说他“诎于法”，包括“賸字累语”和“字句平仄”的讹误，以及字音字义的偶然错失。沈德符指他不遵循谱律制曲和混用韵部。张琦指他不讲求平仄律以致“入喉半拗”。黄图珌也批评他“调甚不工，令歌者低眉蹙目。”到了吴梅更认为《牡丹亭》在曲律上有出宫犯调、联套失序、句法错乱和衬字无度等毛病。

综观这些“非议”，无不就“人工音律”的立场出发，而诚如上文所云，曲谱所制定的格律，未必可完全遵守，而汤显祖重视“自然音律”，使之与“人工音律”巧妙谐调，若一味以“人工音律”来衡量，就难免有时格格不入了；更何况“谱律”越来越森严，执此以考究诸家，何人能逃避批评？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

（词隐）生平于声韵、宫调，言之甚毖，顾于己作，更韵、更调，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晓耳。

王骥德对沈璟颇为心仪，对他都有如此批评，何况其他！可见“词隐”讲了一辈子格律，不止因之“文采不彰”，而且也落得严于责人却“良多自恕”的批评。王氏《曲律》卷四又说到“词隐《南词韵选》，列上上、次上二等。所谓上上，亦第取平仄不讹，及遵用周韵者而已，原不曾较其词之工拙；又只是无中拣有，走马看锦，子细着鍼砭不得。”接着举友人吴兴关仲通“帙中人所常唱而世皆赏以为好曲者，如‘窥青眼’、‘暗想当年罗帕上曾把新诗写’、‘因他消瘦’、‘楼阁重重东风晓’、‘人别后’诸曲”，加以仔细的“评头论足”，其中提到诸曲语句，有云：

词隐亦以为“不思量宝髻”五字当改作仄仄仄平平，“花堆锦砌”当改作去上去平，“怕今宵琴瑟”，琴字当改作仄声，故止列次上。

像这些“人所常唱而世皆赏以为好曲者”，谱律家如沈璟、王骥德者，执其“斤斤三尺之法”以衡量，而竟亦纰颣繁多，则曲坛并世无出其右的汤显祖，既享盛名，“树大招风”，焉能不受较诸他人为多的非议？

我们于此又再进一步回顾南戏初起时的情况。徐渭《南词叙录》云：

今南九宫不知出于何人，意亦国初教坊人所为，最为无稽可笑。……“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当作畴）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乌有所谓九宫？必欲穷其宫调，则当自唐宋词中别出十二律、二十一调，方合古意。是九宫者，亦乌足以尽之？多见其无知妄作也。

可见南曲戏文初起时只是杂缀时曲小调搬演，根本无宫调联套之事，而且“顺口可歌”即可，亦无所谓调律与韵书限韵。慢慢的，应当是从北曲杂剧取得师法吧！经过音乐家和谱律家的琢磨研究，才逐渐订出许多规矩来。所以如果拿出后世形成制定的森严“法律”，去挑剔前代作品的话，那么《琵琶记》只好是“韵杂宫乱”了。张师清徽（敬）《明清传奇导论》一书，于三编第一章〈明代传奇用韵的研究〉中，以毛晋（一五九九～一六五九）编《六十种曲》为范围，以《中原音韵》为标准，考察明人传奇用韵的情况，发现“十九韵部中，除了东钟、江阳、萧豪三部没有和其他韵部发生纠葛的表现之外，其余十六部……相互间的钩藤缠绕，不一而足，令人耳迷目乱。统计下来，共得三十八目，一千一百四十七条。……犯韵最多的是支思、齐微、鱼模，这一项有三百一十七条；真文、庚青一百四十三条次之；先天、寒山、桓欢一百三十八条又稍次之。”则明人于传奇之用韵，几乎无一人无毛病。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旧传奇时代，作者制曲大抵“随口取协”；万历以后沈璟等谱律家，方才提倡以北曲晚期形成的韵书《中原音韵》作为押韵的依据，直到清代李渔尚且有相同主张。若以《中原音韵》为“斤斤三尺”加以衡量，则焉能不犯韵乃至出韵者？明乎此，那么《牡丹亭》在那“谱律”尚未建立绝对权威的时代，汤氏创作时保有南戏“遗习”也就很自然的了。而如果欲以沈璟所认定的谱律，乃至于往后因戏曲之演进更转趋森严的律法来“计较”《牡丹亭》，则其格格不入，也自是意料中事了。而如果拘泥谱律之声韵格式打成曲谱，再以《牡丹亭》之曲词以就此曲谱，则焉能不拗尽天下人嗓子？（本文限网站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