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文：消灭私有制不是出路（上）

【大纪元2018年03月08日讯】

引言

日前，北京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一级教授周新城，在中共《求是》杂志社旗下媒体“旗帜”上，以《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为题，发表《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

文章通过论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强调勿忘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的初心与使命。文章还对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进行了政治批判，把他们尊重人性的经济学理论分析，说成是“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造谣”、“人格之卑劣”。

文中关於姓公还是姓私、姓社还是姓资的老调重弹，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中共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两手都要硬的做法。

但这种阶级斗争式的批判和人身攻击（笔者注：被攻击者为80多岁高龄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吴敬琏），出现在中共党媒上，似乎让人感受到52年前那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气息。

周教授原引大量马恩语录，包括恩格斯的一段论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

诚然，一个世纪以前，共产主义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大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然而，在共产主义阵营早已坍塌，共产主义信仰业已崩溃，全球民主与人权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周教授是否意识到：只讲党性不讲人性的所谓大同世界，根本上就是一个大骗局，靠中共一向奉行的斗争哲学来实现所谓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

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消灭私有制，不是人类的出路。

巴黎公社纵火，开启无产阶级专政先河

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高度赞誉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是共产党产生后在欧洲的第一次试验。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1870年9月巴黎爆发革命，成立了第三共和国，并组建临时国防政府继续与普法战争的获胜者普鲁士作战，国防政府梯也尔军队和由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思想支持者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发生火并，国民自卫军占领巴黎城。梯也尔政府军队于城外迂回包围了巴黎城。

躁动的巴黎城内，1871年3月成立了巴黎公社，公社接管了巴黎城并企图接管整个法兰西。86名委员中多数派来自布朗基派，布朗基本人反对私有制、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说“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天职”。公社近半数委员来自1864年马克思成立的第一共产国际，推崇着《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曾经被海明威赞叹为“流动的筵席”如梦如幻般的巴黎城，在巴黎公社仅2个月统治期间，被公社成员焚烧得面目皆非。为纪念拿破仑一世军功的旺多姆圆柱被推倒，雕像的碎片被熔化成硬币。奥赛宫，荣誉勋位宫，圣弗洛兰丁街、里沃利街、里德河谷、里尔街和其它街道上几十座建筑物被点火焚烧，无一幸免。

法国皇宫殿——杜伊勒里宫，国民自卫队士兵将其墙壁、地板、窗帘和木制品用油和松节油浸泡，并将火药桶放在大楼梯的脚下。持续了48小时大火彻底毁坏了从亨利四世到拿破仑三世大多数法国皇帝居住过的宫殿。纵火者自卫队司令Jules Bergeret表示希望巴黎的所有古迹都发生同样的情况。

很快，卢浮宫的黎塞留图书馆、维勒旅馆、司法宫、警察府、圣马丁剧院和很多其它地方也被大火烧毁。巴黎圣母院也是计划烧毁的目标。梯也尔的私人房屋和家产被无情扫荡。从维勒旅馆到法国银行的下水道也被埋上了地雷。

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单行本导言中批评了巴黎公社的行为不够彻底：“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

公社同时镇压宗教信仰，没收政府给予教会的资金，将教会财产收公，约有200名神父、修女、修士被逮捕，26个教堂被关闭，并处决了其中的一些大主教和神父，包括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天主教百科全书称有超过50名人质被杀害。

恩格斯在189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更明确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破坏行为，当时遭到一大批法国作家和思想家的抨击。佐拉谴责公社：“恐怖统治了一切，个人自由和对财产的尊重遭到了侵犯，教士遭到恶意的追捕，政府把搜查和没收当作了惯例，这些都是悲惨而可耻的事实。”

对于巴黎公社的纵火行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狡辩道：“在战争当中，火像任何其它武器一样，也是合法的武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作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为了封锁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并说“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

巴黎公社同归于尽的疯狂行为和摧毁一切“旧秩序”的言行激怒了政府军，梯也尔对国会议员说他“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抵偿他们的罪责”。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民议会成立了30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公社的原因，半年后提交了报告，报告直指社会主义的危险：“巴黎公社证明了这些疯狂的理论和欺骗的纲领——如果实现的话——将把人类拉倒退很多世纪”，“面对一个如国际这样的可怕军事武器的存在，让社会毫无防备，将是疯了”。从此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为祸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些话一点都不夸张。

而严厉报复和镇压并没有闭合潘多拉魔盒，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成为日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苏联农业集体化导致大饥荒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认为“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并强调这一模式要在中国开花结果。红色基因开始在国民革命活动中发酵。

毛所号召要学习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幸福之果，在前苏联结成了怎样的奇葩呢？

1861年，俄国进行了一次土地私有化运动，这次私有化过程中权贵阶层获利诸多。1907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斯托雷平提倡彻底解体农村公社自有资源，所谓警察式私有化，遭到了农民的极大反对。列宁利用了农民的情绪，为了获得人心，他反对教条的国家主义，1917年之前，俄国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归农村集体所有制，维持着传统的乡村经济持续。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立刻卸下面具，推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并作为基本国策，即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而新经济政策后斯大林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更为残酷和血腥。

1932年12月，斯大林在乌克兰地区发动农业集体化运动，阶级斗争狂潮肆虐乡野，布尔什维克党把乌克兰几乎全部农民划分为富农予以种族灭绝般的无情打击。宣布没收农民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私产收归公有。苏共派出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地毯式收缴，家家户户连一颗土豆都无法藏匿。

饥饿很快像海啸一样疯狂的吞没整个乌克兰地区。所有边境道路都被封锁，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击毙饿得发疯而逃亡的孩子们。饥饿的人们大量聚集在铁路两侧，死亡时不肯绝望的眼神顺着铁轨的方向延向远方。

为将尸体集中焚烧，苏维埃政府用200克面包换取一具死亡尸体，搜尸队商机盎然，粮食的诱惑使他们失去了灵魂，无论是否还喘气呼吸，见着濒死状人，一如垃圾般扔进巨大的坑中。一位幸存者哽咽着描述她目睹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2008年11月25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每分钟有17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2.5万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据统计，1932年至1933年两年的集体化运动中，乌克兰死亡人数1000万，其中400万儿童。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集体农庄运动造成至少3000万以上人数死亡。

斯大林从乌克兰抢夺的粮食，出口到了西方，换取斯大林需要的外汇，以及用来偿还工业设备贷款。

2008年，远东军区79岁的中校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这样叙述大饥荒:“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枪杀死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寻找死人吃来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抛新死的人时，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待续）#